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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历史的沸点》(27)(1 / 1)


第二十六讲 一场“符水”中的革命

正当灵帝玩得不亦乐乎,宦官专权将东汉王朝带入最为黑暗年代时,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起义终于上演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的领头人叫做张角,他是冀州巨鹿人(今河北平乡县),在灵帝刘宏即位后不久,他开始在魏郡(今河北邯郸和河南安阳一带)传教,他传的教叫做“太平道”。

“太平道”是东汉末期民间的秘密宗教。说起这个宗教,要从道教的起源说起。道教推崇的经典是老子的《道德经》,但从严格意义上,老子、庄子并不是道教的创始人,他们只是开创了道家,说到底是思想家,而非宗教的创始者。道教最早应该是从西汉时开始孕育的。

汉成帝时期,有个叫甘忠可的方士,写了一本《包元太平经》,说上天派了一个叫“赤精子”的神仙下凡来帮助大汉,他鼓吹改元变号,接受天命。但生不逢时,此时西汉是儒家治国,最讨厌这样的有神理论,甘忠可因妖言惑众而被处死。到了汉哀帝时,他的弟子夏贺民仍不甘心,继续将此书呈献天子,因当时哀帝久病不起,有些“急病乱投医”,就相信了他所言,又是改年号又是祭神仙,想让病情好转,结果折腾半天丝毫没有效果,夏贺民和他师父一样,最后人头落地。

虽然这套说法没有被皇帝所认可,师徒两人也先后被杀,但书籍和其中的思想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到东汉时期,又出现一位自称“神仙”

的于吉,据说他得到了一百七十卷神书,叫做《太平清领书》,这本书由他的弟子宫崇献给顺帝,结果还是因“妖妄不法”而遭到封存。

但是张角却对这本书着了迷,他刻苦专研这本天书,并完全接受教义,以此创立了“太平道”,张角自称为“大贤良师”。这有点像后来的洪秀全,洪秀全是在科举失利后,偶得《劝世良言》并沉迷于此,创建了“拜上帝会”。

张角和甘忠可师徒不一样,后者是想让皇上接受他们所说,但张角却将传授对象指向了广大民众。短短几年中,张角和他的兄弟张梁、张宝走南闯北,宣传教义,信徒由最初的几百人迅速扩大到三四十万人。

“太平道”信徒数量如此迅速增加,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当时瘟疫流行。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瘟疫时代,在灵帝时代就爆发过五次大瘟疫。张角利用这样的时机,以“治病”的方式传教,张角兄弟声称病人喝下他们施过法术的符水就能痊愈,一些病人听后就来尝试,结果还真有一些人被治愈了。这样的治病方式本来毫无科学可言,但能取得这样的成效,很可能是“顺势疗法”在起作用,就是患者如果对一种治疗方法有充分的信心,就会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对病症的抵抗力也会有所提高。同时张角兄弟也懂些医术,不排除在符水中添加一些药物。总之张角兄弟能治病的消息迅速传播出去,许多人都把他们当做“神仙”来加以膜拜。

更让这些病友赞叹的是,张角兄弟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分文不取,如果有人自愿交钱,他们也不把这些钱收入自己腰包,而是用于救济贫苦百姓。张角兄弟告诉他们,只要加入“太平道”,就可以进入“太平世界”,那是一个没有痛苦,人人可以获得幸福的和谐世界,这对于生活在黑暗时代的百姓,仿佛看到了难得的光亮,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太平道”的名声得以广为传播。

二是东汉流民问题严重。东汉建立伊始,光武帝和汉明帝,对豪强地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带来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量的农民丧失了土地,这些农民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成为地主豪强们的雇佣,或者离开家园成为流民,不少人选择了后者。

由此流民越来越多,他们背井离乡,四处流窜,朝廷无法安置和赈济,结果导致他们无衣无食,甚至到了人相食的地步,而张角的“太平道”便成了他们最好的归宿,他们依靠宗教信仰得以解脱,同时还可以从其他教徒那里得到救济,所以流民迅速成为“太平道”的主要构成。

三是东汉后期道家思想的合法性得以承认。长期以来,儒家是汉朝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到东汉末期,情况发生变化。桓帝刘志在位时,举行了隆重的祭祀老子仪式,后来索性将老子的牌位请进皇宫。刘志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荒淫无道的皇帝之一,这样大张旗鼓地膜拜道教,一方面是想通过道教保佑自己有个“龙种”,解决一直没有子嗣的难题。

另一方面在他统治时期,一些农民暴动总是打着老子的旗号,他这样做,也是想占据意识形态的制高点。

但无论什么原因,皇帝对老子的尊崇使得道教得以迅速传播,这也客观上助长了“太平道”迅猛发展,因此“太平道”的信徒不仅有饥民、流民和病人,连一些官宦子弟、地方富豪、朝中大臣,甚至在宫中担任中常侍的宦官封谞、徐奉等人,也都成为张角的信徒。

队伍规模的不断扩大,给张角出了个难题,那便是该如何有效管理这个庞大的组织。张角先自封为“大贤良师”,然后将全国弟子封为三十六个“方”,每个“方”设置一个首领,直接听命于张角,大方有万余人,小方有六七千人,这些信徒家家户户都供奉张角,此时的张角已经被完全神化,加入““太平道””成为一股社会热潮。

“太平道”的动静如此大,自然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大臣杨赐和刘陶上书刘宏,说张角的“太平道”已成蔓延之势,如不加以镇压,恐成大乱,建议朝廷要高度重视“太平道”的威胁,先解决流民问题,然后逮捕张角,彻底清除“邪教”。但上书被封谞、徐奉等人扣压并没有呈给刘宏,刘陶面见刘宏时也提出这样的建议,但刘宏的心思根本不在这里,这事不了了之。

杨赐、刘陶所言确实不虚,张角的抱负并不在于传教治病,他的志向是改造世界,建立自己理想中的国家。实现这个理想,就必须推翻东汉的统治。

按照当时“五德始终”学说,汉朝是火德,取代火德的是黄色的土德,他们宣扬“赤德气尽、黄德当兴”,又以甲子为初始,意为除旧布新,所以张角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的口号,“苍天”代表腐朽的东汉政权,“黄天”则代表“太平道”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提出这样的口号后,张角便开始准备起事。

张角最初的计划是让负责洛阳一带“大方”的首领马元义,联络宫中的宦官封谞、徐奉等人,里应外合,一举拿下洛阳。与此同时,三十六方同时起事,这样天下便可易主。他们确定的起事时间为甲子年即公元185 年的三月初五。

在此之前,马元义做了许多造势工作,他派手下一些骨干分子进入洛阳城。不久以后,城里许多孩子都会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歌谣。朝廷衙门的一些大门上,也不时出现用白土写的“甲子”二字,当时负责首都治安的河南尹是何进,他对此也感到很蹊跷,但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出个头绪。

正当起义紧锣密鼓筹备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马元义有位弟子叫做唐周,大概对“革命”前途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向朝廷告发了张角、马元义起义的计划。刘宏和大臣们听后感到十分震惊,随即宣布洛阳戒严,然后关闭城门,在城内派出兵马搜捕马元义,抓到了他并用车裂的方式处死,同时在洛阳城大肆搜捕张角党羽,先后诛杀千余人。

清理完洛阳的信徒,刘宏派出军队去缉拿张角。张角已经提前知道洛阳城发生的事情,形势非常急迫,他派快马通知各方提前起事,他自称天公将军、弟弟张宝、张梁分别为地公将军、人公将军。起义军用黄巾包头,历史上称作“黄巾军”,这次起义被称为“黄巾起义”,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宗教思想支持下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由于“太平道”信徒众多,遍布全国,东汉王朝十四个郡至少有八个郡出现了暴乱,而且不少郡县被黄巾军占领。特别是在洛阳周边的几个郡,都出现了暴动,对京师形成了合围态势。

一时间,告急文书从各地传到京师,贪玩的刘宏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应对了。他组织召开御前会议,让群臣商议破敌之策。商议的结果是首先稳固京师。于是刘宏任命何进为大将军,统率所有御林军和警备部队拱卫洛阳。同时在洛阳周边设置了八个关隘,每个关隘都派重兵驻守,并任命一位都尉为统帅,号称“八关校尉”,防止黄巾军势力进入洛阳。

稳固住京师后,下一步就是派兵讨伐各地黄巾军。当时可以委以重任的将领首推皇甫嵩,他是“凉州三明”之一皇甫规的侄子,他的父亲皇甫节曾担任雁门太守,一家人都为东汉镇守边关。皇甫嵩虽然是个军人,但很有政治头脑。他抓住这个机会,向刘宏提出一系列平定黄巾军的策略,包括解除党禁,大赦党人;将卖官的钱拿出招募和赏赐军士;下令让各地太守、刺史就地征兵;鼓励地主豪强自行募勇讨贼等。

刘宏觉得皇甫嵩所提建议大部分可以接受。只是对解除党锢有些犹豫,于是征询中常侍吕强的意见,吕强表示大家对党锢都有意见,党人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势力不容小觑。如不赦免他们,恐怕会与张角合谋,到那时就晚了。现在如能大赦党人,惩治贪官、整顿吏治,则天下人心还可以收拾,盗贼自然也不难平息。吕强的话起了重要作用,刘宏下令解除了党锢,自此,党锢之祸宣告彻底终结。

就在此时,有人上书将黄巾军的兴起与宦官专权联系起来,上书的是郎中张钧,上书中直斥当时权势很大的十二位宦官,由于他们都官居“中常侍”,历史上把他们叫做“十常侍”,张钧说:“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应该讲,张钧的上书并不仅仅代表自己,实际上反映着当时许多人的心声。

刘宏看上去极为昏庸,但他深知统治之术,对于张钧的上书,他并没有驳斥,而是将上书下发给“十常侍”,让他们看看社会的呼声。

平日里骄横无比的这些大宦官顿觉风头不对,赶忙脱掉官帽官靴,集体向刘宏请罪,并表示愿意捐出家产用来平叛。刘宏看到目的达到,便也就此收手。

在刘宏的驾驭之术下,面对黄巾军这个强敌,一直死掐的外戚、宦官和士大夫官僚暂时缓和了彼此的关系。刘宏知道平日里需要依靠宦官,但对付黄巾军,还是需要依赖文官武将。所以他封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儁为右中郎将,统兵南下讨伐离洛阳最近的颖川一带的黄巾军,拜卢植为北中郎将,北上迎战张角主力。

卢植是幽州涿郡人,是个文武兼备的人才。他少年时拜在大儒马融门下学习,这个马老师很有意思,有时上课时会让美女在旁边载歌载舞,对此卢植气定神闲,眼珠从来没有在美女身上转一下,深受马老师的青睐,便对他悉心传授。他曾经参与平定地方叛乱,拥有一定的作战经验。

另一位统兵将领朱儁,出生贫寒,他从小吏做起,参与平定交趾的作战,建立军功,并被封侯。临行前朱儁向刘宏提出一个请求,想任命自己老部下下邳县县丞孙坚为佐军司马,跟随自己一起出征。

孙坚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十七岁和父亲乘船外出做生意,海盗在岸上瓜分抢来的赃物,船主们都不敢前进。孙坚主动请战,他父亲觉得他年龄太小,没有同意。结果他自己操刀登岸,大呼小叫,指东划西,海盗以为来敌较多,纷纷逃散,孙坚追上去斩杀一人,由此名声大振。

后来自己招募兵勇,配合官军讨伐自立为“阳明皇帝”的许昌父子,立下战功,被授予官职。朱儁觉得他是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后来事实证明,朱儁果然是慧眼识才。

战斗首先在南部战场展开,皇甫嵩和朱儁各率一军,攻击颍川黄巾军主力,黄巾军由将领波才统领。东汉军队首战并不顺利,被黄巾军击败,黄巾军一时气势很盛,但皇甫嵩毕竟是名将,他冷静地观察黄巾军,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破绽,那便是波才让军队在草丛边安营扎寨,这为皇甫嵩提供了难得机会。于是他命令少数人点燃火炬登城防守,吸引波才军的注意,然后派出精兵绕到波才军营处,纵火后大呼,波才军队顿时乱作一团,城里的东汉军队乘势出击,波才军队四处逃散。

波才残部逃亡的路上遇到了东汉另一支军队,统领这支军队的是后来的一代枭雄曹操。

曹操的父亲叫做曹嵩,他是担任中常侍的宦官曹腾的养子。灵帝刘宏公开卖官,给了曹嵩机会,他出钱一亿买了个太尉。曹操出身在官宦家庭,家境很优越,不可避免沾染了官二代的习气,放荡不羁、游手好闲,在少年时代,做了不少荒唐事情。但是他后来收敛许多,改过自新,刻苦读书,并注重结交名士,曹操的诗文一流、文韬武略,和他青年时代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因为他爷爷是宦官,父亲的官又是买来的,所以不少人看不起曹操,唯独老太尉桥玄很欣赏他,认为他是个奇才。桥玄让他去找一个叫做许劭的人,因为许劭专门品评天下名士,在这方面很有权威,他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会成为定论。桥玄让他找许劭进行品评,如果评价不错,无疑对曹操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广告。

曹操找到许劭后,两人谈论世事,曹操对答如流。许劭听后并没有下结论,曹操有些着急,直截了当要求许劭评价自己。许劭还是笑而不语,曹操很生气,一把抓住许劭的衣领,让他赶快下结论,许劭被逼无奈,便说了十个字——“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对这个评价非常满意,高高兴兴地走了。人们经常说曹操是“乱世奸雄”,出处应该就是这里。

作为官二代,曹操很容易就步入了仕途,他二十岁时,做了郎官,后来调任洛阳北部尉,负责警戒京师各个城门。曹操上任后准备大干一番,先是修缮了各个城门,并在每个城门上挂了五种颜色的大棒,也可叫“杀威棒”,胆敢有犯禁的,不论是谁,即刻棒杀。当时刘宏非常宠信的宦官蹇硕的叔叔,不顾宵禁令夜里出来瞎溜达,曹操令左右将其拿下,并用乱棍打死。从此权贵们收敛行迹,无人敢犯。

由于曹操的背景,权贵们对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找了借口让他离开京师去地方当了一个县令,但很快他又重返朝廷,担任议郎,他开始表现得很积极,针砭时弊,抨击权贵,为被宦官杀害的窦武、陈藩叫屈,表现出一派名士的风范,他的爷爷是大宦官,曹操是想用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宦官群体彻底划清界限。但后来感觉东汉朝廷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治,所以也就不再多事。黄巾起义爆发后,被任命为骑都尉,领兵讨伐,从此开始了曹操的戎马生涯。

曹操的首战很幸运,正好碰到了被皇甫嵩击溃的波才部,曹操带人乱杀一通,斩获不少。并与领兵追杀而来的皇甫嵩、朱儁合兵一处。

没过多久,波才整顿逃兵聚众再战,又被击败。捷报传回朝廷,刘宏下令封皇甫嵩为都乡侯,由于朱儁曾经得罪朝中的宦官,这次没有得到封赏。皇甫嵩、朱儁、曹操趁胜进攻,在阳翟再次击败波才,波才在乱军中被杀,自此,颍川、汝南被平定。

皇甫嵩为人很正直,得胜后并没有贪功。他主动上书把功劳归于朱儁,并为他请功。朝廷封朱儁为西乡侯,并升曹操为济南相。受封后,皇甫嵩讨伐东郡,朱儁讨伐南阳,曹操到济南赴任,三人就此别过。

皇甫嵩在仓亭一战中击败黄巾军卜己部,生擒卜己,平定东郡,随即奉诏北上驰援冀州战场。

为什么要北上驰援冀州?因为此时北方战场进展不顺利。北方战场的统帅是卢植,他带兵来到冀州后,开始进展非常顺利,接连击败张角。张角力不可支退守广宗城,与此同时,当地的太守、商人、大庄园主纷纷招募兵丁乡勇来侵扰黄巾军,这里面包括后来的蜀汉创始人刘备。

刘备自称是中山靖王之后,身上流淌着皇家的血液,但到他这一代时,家境已经非常败落,他以贩卖草鞋草席为生。虽然家道中落,但并没有消磨刘备的志向。他十分喜欢结交豪侠之人,先后结识了关羽和张飞,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只是说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黄巾起义爆发后,他们也拉起一支队伍,加入到讨伐黄巾军的行列中。

卢植把张角包围在广宗城后,并没有急于进攻,而是挖掘壕堑,打造云梯,积极做好总攻的准备。这时候,朝廷派来一个叫做左丰的宦官前来监军,左丰不懂军事,只知道谋财,他暗示卢植向自己行贿,卢植不知道是没明白还是不愿意,总之没有遂左丰的心愿。

左丰回到洛阳后,在刘宏面前说卢植的坏话,说他怯战邀功。刘宏听信谗言,撤销卢植的职务,让西凉太守董卓接替。董卓是个大老粗,一直驻守边塞,他接任后,放弃了卢植的战术,而是主动进击,以求速战速决,但效果不好,接连吃了败仗,朝廷下令免除了他的职务,改由在南部战场所向披靡的皇甫嵩接替。

皇甫嵩到达北部战场时,正赶上张角病逝,黄巾军由张角的三弟张梁统率。皇甫嵩认为机会难得,就率军向张梁部猛扑过来,没想到张梁比张角更加骁勇善战,首战重创皇甫嵩。这一败仗把皇甫嵩打醒了,他不敢再轻敌,而是选择闭门不出,静观其变。

张梁所部看到皇甫嵩部受到重创,无力再战,不由放松了警惕,注意力逐渐松懈下来。皇甫嵩抓住机会,连夜调动兵力,偷偷摸到张梁军附近,等到公鸡一叫,突然发起攻击,黄巾军惊慌失措,四处逃散,张梁也无法压住阵脚,血战从黎明一直到中午,黄巾军战死三万多人,跳河自尽五万人,张梁也在乱军中被杀,场面和结局都非常的惨烈。

张梁部覆灭后,黄巾军的精锐尽失,东汉军队转入了全面反攻。

没过多久,在巨鹿太守郭典的配合下,皇甫嵩围攻张角二弟张宝驻守下的曲阳,一举攻破城池,诛杀包括张宝在内的黄巾军十万人,所有的首级、战利品和俘虏悉数送往洛阳,并在洛阳城南将头颅堆成一座小山,上面封土,称为“京观”,刘宏率群臣前来观看,炫耀军功同时也给那些想造反的百姓巨大的心理威慑。

张氏兄弟被灭,黄巾军主力基本上消失了。但仍有一些零星的力量坚持斗争,其中据守宛城的黄巾军最为顽强,三进三出,反复争夺,与东汉军形成了拉锯。直到城池第四次被攻破,才停止抵抗。自此,持续不到一年的黄巾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公元184 年十二月,朝廷宣布黄巾之战结束,灵帝刘宏下令改年号为中平。

黄巾军起义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准备时间很长,但持续时间却很短。张角兄弟到处治病传教,发展组织,用了很长的时间,但真正起事到最后失败,却只有九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样,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起义计划被叛徒出卖,导致在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仓促起事;二是张角兄弟没有明确的战略思想,自始至终没有建立政权组织,各个地区义军各自为战,缺少彼此支援配合,最后被各个击破,分而歼之;三是起义军缺乏基本军事训练,大多靠宗教狂热武装自己,遇到攻击,很容易一哄而散,不仅无法以少胜多,反而经常被人数远不及自己的东汉军队击败;四是没有赢取民心。起事时号称是农民起义,但起义后背离宗旨,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赢得广大百姓的支持,反而逐步演化为一股盗匪。五是东汉的战力尚存。东汉末年政治腐败,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东汉还拥有皇甫嵩、朱儁、卢植等一批有勇有谋的良将。六是面对的抵抗力量强大。黄巾军面对的不仅有实力很强的东汉官军,还有地方地主豪强等大小武装,寡不敌众,失败在所难免。

黄巾军起义虽然失败,但它对东汉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尽快平定起义,刘宏采纳了皇甫嵩的建议,让各地地方长官就地征兵,让地方地主豪强自行募勇,直接导致具有野心的将领和地方官员借着黄巾军之乱,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一场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揭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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