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人生比做落叶入小溪：有的掉入湍急的流水正中，一帆风顺的颠簸远去；有的掉在溪边的草窠间，在纷披的草叶间走走停停；有的被碎石阻梗，在石缝间动弹不得……我觉得这么构思宿命色彩太浓，人的主动性全被抹煞了，为什么要让落叶不能选择自己的落点呢？为什么要让落叶没有动力呢？
有人把人生比喻做搭长途汽车：挤入车厢迅速估计情况找到座位，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或坐或站……（这很像年轻时选择职业，投考学校）汽车开始远行，直至终点（这很像成年到晚年的历程），乘客的遭遇会因占据位置的不同而出现不同变故……这比喻加进了人生的主动性。但循上述思维方式，我如果上得车来会想，能不能靠近驾驶室，关心影响他的驾驶呢……
这就是说一个步入社会的青年，应不应该着眼于国家、社会全局，立足于此去气魄十足地做一番事业呢？
唐诗《致酒行》中李贺吟道：“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古代的生产力落后，人的文化素质低，治国、打仗、出权谋策略的人分外重要。位居上者思贤吐握，位居下者巴望慧眼得识，马周这种“万言书”的办法就千百年不绝于史了。
我在青年时代，就是怀着这种气度，以这种方式欲求诸偌大域中得器识之主提携，一骋才华，出人头地。西安事变前，向王以哲、张学良，抗战时，向陈诚，都以这种办法获得这些人干的赏识，后来又基于这些想法筹组集团，锋芒直指尊当国者。
但是，第一，我逃不脱时代、阶级的局限。东北军的封建宗法思想，黄埔军校的“忠党爱国”、“亲爱精诚”思想，甚至德国法西斯的军事、政治思想都左右过我，使我在日后的行动中受影响付出代价，受羁糜。
其次，我不能不受诸多客观因素、偶然因素的制约。试想，如果我主动请缨衔张学良之命出关与“西安事变”错开；我的书信在川滇公路没被查获；在渣滓洞中我没遇到黄显声、宋绮云；截虏卫立煌的事机没被秦祥征泄露……我的历史又该如何写呢？人的成功很大程序上靠机会，这是拿破仑一再感慨的话，我怎能超然于物外呢？那么，一个人应该怎样正确掌握自己，把握时机因时应势，争取成功，这不是一个需不断切磋、思想的课题吗？
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说：“人的回忆颇似天国的炼狱，往事在回忆中成为已经去掉愚昧无知清明思想而复苏过来。”年逾古稀的我，回首向来箫瑟处，自然从中获得许多教训，如果人生可以像录像带那样倒转，那我一定可以擒住卫立煌，打响重庆街头举事的枪声，这些都不谈——1949年大变革前夕，我是去南洋与陈式锐经商，还是再入陈诚麾下混迹台北军界？抑或在迎接新中国的斗争中更勇往直前？
一个人应不断总结生聚教训，从回顾过去中放眼未来。逢此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政通人和好形势，我可以在这里不拘一格地直抒胸臆，也可能有人认为仍是我青年时代狂妄野心的翻版，我独不避此而着眼于本书的主要读者——青年一代。愿为启迪他们的智慧，开阔他们的视野，提供一点助力。“以人为镜，可以照得失”此之谓也。时代已发展到信息时代，航天时代，电脑时代，生物时代，再不会有人蠢到效仿我上“万言书”去求仕谋官了，再不会有人效法我搞什么“将校团”去匡时救世了。但是无论从反面、正面理解，用时代观念剖析，见仁见智，终会在合上书本之后思考些什么，获得一些什么。苟如此，即为鄙人之最大慰藉！
从历史角度看，留在大陆的我，政治生涯必定结束在新中国成立。这是势所必然，即便不出现建国后的左倾失误，我也到了“谢幕”的当口了。但是我非但未沉沦，更未消极，又奋斗了十余年——开始在七九二部队（军校）当教员，翻译军事专业书籍；后来形势进一步严峻，我转业到一个重点中学教高中数学，一教十余年（中间，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最痛苦时期，曾想去市廛摆摊说评书）。我的一个孩子对我说：“我最钦佩你的，不是您那功败未成的经历，而是一个混迹旧军界、政界近二十年的国民党军官，能够在历经高考激烈竞争的数学教坛上站住脚。”这些事是本书未得囊括的。是的，如果前半生失于浪漫、浮华的话，解放后十余年的耕耘，总算对养育我的东北父老做一点扎实事了——从这前后生活轨迹的强烈反差中该又会引起青年朋友们的一些思考吧？
从自身的卑微角度，我曾羡慕过戊戌时代、辛亥时代、北伐时代、大变革中的一些风云人物，那么，青年朋友是不是羡慕我与王以哲、张学良、戴笠、陈诚、史迪威打过交道，在远征军司令部慷慨陈辞，在渣滓洞坐井观天？这是种心理定势，那么我告诉大家，你们的下一代同样对你们卷入“文革”、搞企业承包、参加高考竞争、求取发明专利……感兴趣的，关键是自己要怎么做——我毋须在此嚼舌了。
我与富平的事迹已重现在不少史稿、文艺刊物中，就两部已成文学作品讲（一为本书，一为×××作《未遂政变》）比较而言，我肯定此书，可以毫不愧赧的话，全书梗概都带有记实性，至于另一部我实在不敢作此证实。实在不敢当作者加诸于我们的溢美之辞。谢谢作者，谢谢大家。
王凤起谨识
1990年8月18日，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