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山环绕的晋中盆地的北端，矗立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太原。
太原，古称晋阳，简称并，是山西省省会，华北著名的重工业基地。它东傍太行山，西依吕梁山，东西两山对峙向北合拢环抱，汾河从北向南纵贯市区中心，形成南北狭长的带状城市。由于太原地势险要，资源丰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古晋阳城创建于公元前497年，自春秋以来数十个朝代，一直是北方的重镇，曾作为赵国都城、秦汉重镇、北朝“霸府”、盛唐“北京”、五代要垒、宋元时的“锦绣太原城”、明清边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它又成了阎锡山的首府。
在山西和河北交界处，有一座举世闻名的山峰——五台山。《水经注》载：“五台山其山五台巍然，故曰台。”又名五顶山，又名五峰山，又名清凉山。《华严经》上说：“清凉山者，即代州雁门五台也。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名清凉。”五台，一为中台，又名翠岩峰；一为东台，又名望海峰；一为西台，又名挂月峰；一为南台，又名锦绣峰；一为北台，又名叶斗峰，为五台山主峰，也是华北最高的山峰，海拔3058米。自东汉以来，五台山就是中国佛教的一大圣地，它与四川峨眉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并称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
1883年10月8日，阎锡山出生在离五台山不远的五台县河边村文昌堡。环绕着风景秀丽的五台山，有一条在中国北方颇有名气的河流——滹沱河，滹沱河缓缓地流过文山脚下，与一条从西南方向湍湍而来的牧马河汇合了。就在这两条河交汇的地方，坐落着一个近千户人家的大村庄，这便是河边村村名的来历。河边村的屋宇建筑，按地理形势和家族宗祠自然形成了18个堡子，而且名称各异。阎锡山出生在永昌堡，由于这个堡子里建有一座文昌阁，因而当地百姓习惯把它称为文昌堡。
阎锡山，字百川，号垄地，乳名叫万喜，人称“万喜子”。万喜子6岁时，他的母亲曲月清去世了，父亲阎书堂续娶了陈秀卿。但继母坚决不养万喜子，被扫地出门的他只好由外婆领去抚养。年幼的万喜子为此饱受了寄人篱下之苦，使他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小时候，他的性情就非常刚烈。他有时沉默寡言，有时异常狂暴，有时十分驯顺，有时放荡不羁。9岁时，他的外婆和舅舅送他到一家私塾念书，老塾师给他起了一个他沿用一生的名字：锡山。16岁那年，他随父亲到县城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明白了什么是“精打细算”、“唯利是图”和“投机钻营”。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他性格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初期，南京出版的一家报纸曾经刊登过一幅这样的漫画：阎锡山身穿团花马褂，头戴瓜皮小帽，一手举着一架算盘，一手拿着一张委任状。这幅漫画便是对他的最真实的写照。
大约在他18岁那年，他的父亲破产了，父子二人跑到太原躲债。他在柳巷“裕盛店”里当上了小伙计。一天，在太原繁华的街道上，他目睹了清廷官员的炫赫声势，羡慕不已。也许从那一刻起，他便立下了“跻身官场，光耀门庭”的勃勃雄心和志向——这原本是旧时代很多中国青年人的远大抱负。
1904年，清政府选派大批青年到国外留学，阎锡山应试录取。他和山西武备学堂的20名学生一起赴日学习。这成为阎锡山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
4年之后，比阎锡山小4岁的蒋介石也来到了日本。
蒋、阎在家庭出身、青少年时期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二人均出身于理财之家，性情刚烈，图抱负飘洋东渡，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后来他们的发迹也颇为相似：在革命中壮大自己，工于心计，攀附名贵，利用权术，投机取巧。他们都成功了，一个当上国民党的总裁，中国的头号人物；一个当上了山西的土皇帝，威震一方。
但阎锡山并不满足于一个山西。1926年，在直系军阀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讨伐冯玉祥的战争中，他看准机会，乘机将势力范围扩大到绥远。北伐战争结束后，他曾一度控制了晋、察、冀、绥四省和平津两市。但他仍不满足于当一个“华北王”，他的最大梦想是当上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上”。他对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后称帝非常崇拜；对汪精卫充当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很羡慕；对蒋介石掌握南京政府的党、政、军大权特别眼红。有一次，逢他过生日，众人纷纷前来为他祝寿，高兴之余，他对亲属说：“相家说我八字相貌，除袁慰庭(袁世凯)外，国内无一胜我者。”
亲属投其所好，说：“有朝一日，你和袁世凯一样，会当上皇帝的。”
然而，蒋介石具有同阎锡山一样的雄心，在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的年代，有着这种雄心的人可谓多矣——但蒋介石在和各路军阀的争战中更具备高人一筹的能力。1929年秋天，是蒋介石自鸣得意的时期。在南方，他摧垮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两广皈依蒋记中央；在北方，西北军被分化，争相求媚于蒋；张学良此时也已听从他的指挥，掀起中东路事件。蒋介石可谓万事如意。但在同年8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编遣会议上，蒋急于“削藩”的作法激怒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等地方实力派。而这些地方实力派中，阎锡山最具实力。于是，蒋介石决定拿阎锡山开刀。
机会终于来了。1930年，湖南军阀唐生智率先反蒋，屯兵于河南南部。本打算拥唐反蒋的阎锡山权衡利弊后决定拥蒋反唐。蒋介石委派海陆空副总司令阎锡山为讨唐总司令，阎锡山愉快地接受了。阎锡山的本意在于借讨唐之机占据河南，染指中原，以便日后和蒋介石抗衡。
不久，7万晋绥军浩浩荡荡开往郑州。阎锡山心情很好，从石家庄换车时，他竟然乘上当年慈禧太后的龙车，威风而又神气。
蒋介石决定在郑州对阎锡山动手。他找来民国政府总参议何成浚密谋。在蒋介石眼里，何成浚是“最好不过的参谋长”。领会了蒋介石的意图后，这位“最好不过的参谋长”信心十足地说：“委座放心好了，这事就交给我吧，拿不住活的，也给你搞具尸体来。”
二人商定，具体由何成浚和河南省主席韩复榘执行。
阎锡山到达郑州后，何成浚和韩复榘精心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欢迎阎锡山的宴会上，何成浚代表蒋介石致词，他“高度”评价了阎锡山的功绩。何成浚说：“阎百川先生是蒋委员长和我留东洋振武学校时的兄长，是推举蒋委员长二次北伐的功臣，此次又担当讨伐逆贼唐生智的重任，劳苦功高……诸位，让我们为阎总司令的健康，干杯!”
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已经嗅出了这种热闹场面背后所暗藏的杀机。他找到一个叫张象乾的参事，面授机宜，令他常驻郑州电报电话局，检查来往电报，暗中窃听电话，以获取情报。
几天之后，守护龙车的阎锡山的警卫发现，车站周围出现了很多十分可疑的陌生人。这天晚上，张象乾慌慌张张来到阎锡山的住处——也就是停在火车站的龙车上。阎的行营办公处处长梁航标问：“有何急事?总司令正在休息。”
张象乾便把他偷听到的何成浚给韩复榘打电话，向韩复榘布置秘密处置阎锡山，以绝后患的事，告诉了梁航标。梁说：“我马上向总司令报告，你也赶快回电信局，有情况及时报告。”
阎锡山获取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给驻新乡的第9军军长冯鹏翥发电报，令他火速弄一个火车头挂一节车箱，另带一个连的部队来郑州。然后，他身着便衣，打扮成商人的样子，脖颈上缠一条遮住半个脸的大围巾，只带几个卫兵，悄悄登上火车，呼啸而去。
蒋介石满以为他一手策划的谋杀计划万无一失，到头来还是让这个老奸巨滑的阎老西跑掉了。有趣的是，8年之后，这次行动的主要执行者韩复榘却没能像阎锡山那样幸运，他被蒋介石几乎用同样的办法搞掉了。
侥幸得以逃脱的阎锡山再一次领教了蒋介石的阴险和歹毒，他咬牙切齿地说：“不打倒蒋介石，我阎锡山实难生存。”
不久，就爆发了规模宏大的蒋、冯、阎中原大战。
想起这场大战，阎锡山一直心有余悸。中原大战的惨败，差一点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若不是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转变和日本人的帮助，他阎锡山怕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积多年之经验，阎锡山认定蒋介石是一个极其狡诈、极其毒辣、极其自私、毫不手软的人。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军阀被蒋介石铲除了。阎锡山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他觉得冥冥之中有神灵在保护着他。
1931年秋天，战败后流亡在外的阎锡山偷偷回到他的家乡河边村，全家人坐在一起吃团圆饭。这时，他的父亲阎书堂问他：“你偷偷回来，不怕蒋介石、张学良再找麻烦?”
阎锡山故作轻松地笑笑：“不怕。要怕还不回来呢。他们把咱咋不了。”
他是嘴上说不怕，心里怕得要命。蒋介石太强大了，除了共产党，谁人不怕他？几年来，阎锡山一边卧薪尝胆，秣马厉兵；一边倡言“经济建设”，制定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不久就使经济十分落后的山西形成了一个采矿、冶金、发电、采煤、化工、军火机器制造、造纸、印刷、皮革、毛织、水泥等相结合的，较为完整的轻重工业体系。并修建了同蒲铁路。为了完成他的一系列庞大的计划，他不惜加重人民的负担，巧立名目收捐派税，居然连农民进城挑粪也要交税，还美其名曰“讲究卫生”。有个叫刘师亮的人为此写了副对联，上联是：自古未闻粪有税，下联是：而今只有屁无捐，横批是：民国万税。
这天早晨，阎锡山起床后，在绥署东花园散步。他站在一座精致的凉亭下，面对初升的太阳，呼吸了一阵“东来紫气”，总觉得缺乏了往日的悠闲自得，以后恐怕不会再有平静的日子过了，他不免沮丧地摇摇头。
这时，他的亲信梁化之前来晋见。他问：“化之，近来中央军有什么动静?”
梁化之说：“中央军进入各地后，眼下正着手发展国民党组织，趁机削弱咱的势力，其目的就是挤走会长。”
自1935年成立“自强救国同志会”，阎锡山“当选”为会长后，他的部下都称他为会长。
停了好长时间，阎锡山才悲叹道：“化之，你要记住，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
其实，这个时候，令阎锡山悬心的，不仅仅是一个蒋介石。日本人的侵华野心已日益暴露，对中国的领土由蚕食而鲸吞，已经直接威胁到阎锡山的统治。
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在致国会咨文中阐述美国对外政策原则的宣言中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干涉南、北美洲的事务，否则就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并提出“美洲就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阎锡山长期盘踞山西，推行自己的一套治理之策，把山西搞成国中之国。在许多外国人眼里，阎锡山以山西门罗主义而著称。而山西门罗主义，自然也就是“山西是山西人的山西”、“任何外地势力都不得干涉山西的事务”。
山西门罗主义，此时已是空想——半年多来，可谓云飞浪卷，寇深祸亟，阎锡山处在重重矛盾之中：一是日本人的步步进逼，亡国灭种的危险即在眼前；二是红军东征掀起的抗日浪潮，猛烈地震撼着他在山西的统治；三是他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随时有被蒋吃掉的危险。这三种危险摆在他的面前，怎么办?向何处去?降日还是抗日?拥蒋还是反蒋?联共还是反共?……他一时难以下定决心，只好徘徊在诸种矛盾中间。他很清楚，在目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斗争中，稍有不慎，他的山西老巢就会被人一脚踹掉，他的“土皇帝”的桂冠就得落地。如何在日本、蒋介石和共产党这三种势力中间求得生存，对于他来说，是至为重要的问题。
曾几何时，阎锡山对日本人充满了幻想。二十多年来，他和日本人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他很希望像早年的张作霖那样，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成就一番大业，但他又绝不愿意像张作霖那样落个被炸身亡的悲惨下场。
1908年，25岁的阎锡山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时他已经在日本呆了4年。这是他一生之中颇为愉快的一段时光。他从高速发展的日本工业和蓬勃向上的日本国民身上，看到了这个岛国强大的未来。于是，他利用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一年时间，和队长冈村宁次、教官板垣征四郎、同学土肥原贤二等人建立了不薄的交情，尤其和土肥原贤二过从甚密。阎指望这些人日后在他需要的时候能给予他某种帮助。
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把逃亡的落脚点定在大连，其目的就是在大连便于和日本人来往，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东山再起。他和老同学、老朋友土肥原贤二多次晤面，订了密约三条：
一、阎锡山赞助关东军占领东北全部；
二、日本关东军支持阎锡山将来担任华北首脑；
三、日本关东军将设法保护阎锡山返回山西，筹备一切。
1935年，阎锡山在河边村召集部分高级军官开会，参加的有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朱绶光等人。朱绶光问：“日本人对咱们的态度究竟怎么样?”
阎锡山说：“日本人不会打咱们。只要咱们有力量，它(指日本)还得依靠咱哩。你们大家一定要好好整顿队伍，只要把队伍整顿好，有了力量，咱就什么也不怕了。”
阎锡山派代表去日本考察，板垣征四郎对他的代表说：只要阎百川不抗日，我们就会给阎以帮助。几年来，他一直信守这一“诺言”，在山西他的地盘上从来不许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生怕得罪日本人。在全国抗日风潮逐渐高涨的情况下，他仍同意日军在太原、归绥、大同等地，公开设立特务机关；并在天津设有秘密电台，与日军联系，其目的无非是换回山西的“安全”。
然而，日本人得寸进尺，贪婪异常。1935年以后，先是在华北搞“自治”运动，向华北节节进逼，已对山西形成包围之势。到了1936年5月，他们又唆使伪蒙军在绥东频频挑起事端。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与日本妥协，在广大的国民面前将蒙上“千夫所指”的汉奸罪名，不但他阎锡山自己会身败名裂，而且他和他的家族的一切弄不好都得完蛋……
想到这里，阎锡山的心紧缩起来。
他自1911年当上山西都督以来，与各种势力不断角逐，成为中华民国史上少见的“不倒翁”。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在大风大浪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它。
他为人处事的信条是“存在就是一切，需要就是合法”。他说“人类需要的只是生存进化。”因此，他办一切事情都以存在为标准，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从来不走极端，不搞一边倒，在各种矛盾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也是他时常被人称为“九尾狐狸”的原因。
面对严峻的局势，他根据自己的理论，决定绝不能倒向日本人的怀抱，而且他还打算适当的时候，打出抗日的旗号，以求落一个“民族英雄”的美名。
但是，要想抗日，仅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找到同盟者。那段时间，他不断召集赵戴文、贾景德、梁化之，以及绥署军法处处长王怀明、山西省民政厅厅长邱仰溶、绥署参议李冠祥等人开会，研究对策。他说：“对于蒋介石，咱应该明白，他是想借共产党之手或是自己动手消灭咱。但如果和他翻脸，因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咱必遭失败。拥蒋又非咱所愿，而对付日本人又需要国民政府的支持，所以咱虽然不满意蒋介石，又不得不依靠他……在眼下，联共倒是一条出路，但这样，蒋介石肯定又制约咱，使咱不能公开地和共产党采取大的联合行动。怎么办？我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采用共产党的某些进步措施和口号，任用一些进步人士为咱服务，有限度地允许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华北，点上一支(抗日的)小蜡烛……”
他又说：“我经过反复思考，权衡利害，决定选择一条准备抗日又不公开与日本决裂，拥蒋又保持自己的独立，准备联共又不公开合作的道路。这样做，就是在日、蒋、共三方之间维持一种力量的平衡，在这三方的夹缝中求生存。说穿了，我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啊……”
很显然，他打的算盘是，这种政策既可利用一些进步人士把群众组织起来抵抗日本人的侵犯，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还可以避免让蒋介石一口吃掉，而且只要他答应抗日，共产党也不会向他下手，可谓“万全之策”。他把这叫做“自己为、当为、能为三者合一”之路。他甚至有些兴奋地说：“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就看谁能制服谁了!”
1936年7月，阎锡山选拔1000多名青年学生，组织“暑期健身团”，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他在开幕式上大讲：“万变之中有个不变的中心……变者其子，不变者其母……存在是永远不变的，为了存在而采取的方法则是随时可变的……”为他改变政策做舆论准备。
当中共中央意识到阎锡山从降日到抗日，从反共到联共的转化后，将此视为对山西进行统战工作的良好机遇。毛泽东早就看好了山西，他认为山西日后一定会成为红军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也许会像当年的红都瑞金一样，成为红军发展壮大的又一个摇篮……
征得阎的同意，中共立即派彭雪枫去山西，在太原秘密组建红军驻太原办事处，并设立了电台。彭雪枫到太原后，起初只是和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来往，并通过梁化之给阎传递信息。彭雪枫卓有成效的工作对阎锡山联共抗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6月初，毛泽东决定放回红军东征时俘虏的阎方团长郭登瀛。经过教育，郭登瀛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表赞同。毛泽东托郭登瀛向阎锡山转交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
……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患得患失，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提到了被红军俘虏的吉县县长琚秀咸。他写道：
吉县县长暂留此间，稍缓亦当令其返晋，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
据说阎锡山看了这封信，沉默不语。许久，他才对内心极为忐忑不安的郭登瀛说，你先歇着吧，让次陇(赵戴文)在省府给你找个差事干，如果需要，我再派你去见毛润之……
这段时间里，正处在十字路口上的阎锡山还同东北军领袖张学良来往密切。蒋介石对日坚持“不抵抗政策”，听任华北“特殊化”；而日军的战略企图，显然是要占据晋、绥等地，如此下去，很可能会促使他成为第二个张学良。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结局!1930年中原大战的时候，晋军占领了济南，阎、冯联军已经到了成功的边缘，就在这时，战役之初保持中立的张学良突然宣布拥护“中央”，亲率大军入关，致使阎、冯大败，阎锡山和张学良为此结下了宿怨。如今，国际国内政治局势剧变，出于需要，他们可以说差不多尽释前嫌了。
张学良身边主管情报、新闻工作的李金洲奉张学良的命令，以张学良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到太原，探讨阎锡山对一致抗日的看法。李金洲先拜访了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赵戴文说：“阎主任认为，剿匪是必要的，但眼下并非上策。因为内战损失了国力，将来对外难以抵抗日本军队。”
李金洲接着拜访了阎锡山。后来，李金洲有如下记载：访阎时“所谈亦同”，阎并表示“有机会将与张氏联合向委座进言”。
不久，李金洲与张学良的参谋长、阎锡山在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窗好友戢翼翘再次来到太原。李金洲在《亲历记》中称：“与阎先生长谈两次，内容与前完全相同。”
大约在秋初时节，张学良亲自驾机飞抵太原。阎锡山和张学良单独极秘密地会晤了两次，所谈内容，除当事者外，别人无从知晓。估计可能是请阎锡山一同出面，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40多年后，曾在抗战时期担任第二战区炮兵司令的周玳回忆说：“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我在场。内容是张学良请阎锡山在侧面支持他。张学良临走时，还是我送他到飞机场的。”
张学良离开太原后，阎锡山对绥署参谋长朱绶光和周玳说：“小六子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阎在背后，一贯称张为小六子)。中原战败后，我们元气大伤，只能见机行事了。”
周玳还回忆说，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也亲自来过太原。但不巧，他患上了感冒，在山西大饭店多住了几天，周玳常去探望他，所谈也大都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话题。
一个多月后，杨虎城又派西安绥靖公署秘书蒲学政来太原探询阎锡山的态度。阎锡山说：“虎城主张联合抗日，我们赞成，不过具体做法，还须从长计议。”
不难看出，张学良和杨虎城是把阎锡山当作同路人和支持者来看待的。
山西的抗日风潮逐渐形成了。按照阎锡山“三个鸡蛋上跳舞”的大政方针，他要想法保持各个方面的平衡。9月，日本提出要在太原设大使馆办事处，在绥远设领事馆，他不但没有拒绝，而且提供了一定的方便。
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者日益膨胀的侵略野心已无法使阎锡山保持平衡。10月下旬，田中隆吉指挥伪蒙军相继占领大庙子和百灵庙。日本特务遍布山西，他们绘制地图，拍摄山西的防卫设施。日本关东军的特种小分队秘密策划袭击大同，在那里炸毁了一个很大的物资供应基地。日军拿下绥远后将向山西进攻的流言蜚语到处流传……
阎锡山愤怒了。他对前来采访的南京中央社记者说：“你们看一看‘九·一八’后的东北四省和现在的察北。在这种情势之下，若不想叫把自己的财产抢了，除了这一块土地上的人，大家起来抵抗死守，还有什么好法子。”
1936年12月18日，阎锡山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正式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他说：“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的范围，加强自治。”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什么叫守土抗战?以反侵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的抗敌行为，就叫守土抗战。”他又说，“能守住就能存在，我们应当在守上努力。”他认为贫弱的中国没有绝对打胜仗的把握，但打“死仗”却“实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拼命的守土抗战……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日本不给他面子，他仍然给日本人留了一点面子——他只说“守土”，不说抗日。这里面似乎也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空子：只要你不来侵占我的地盘，我就不抗战。
阎锡山在“守土抗战”的口号下，提出要把自己军队扩充到10万人，并建立一支3倍于军队的民兵组织，以及一支由1.5万名学生组成的“军官预备团”。这一决定吸引了大批华北各省及平津一带的大中学生进入军官学校参加政治和军事训练。一位来自北平的学生说：“华北的所有学生都把阎锡山看成一片黑暗大海中的烛光。”
1937年7月，古老的中华大地赤日炎炎，来自北方的战火硝烟弥漫了整个的天空。
太原。阎锡山释放了共产党人王若飞。他对驻太原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彭雪枫说：“自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
这个时候，阎锡山已经预料到，日军进入山西已不可避免。7月底，他提出了一个山西省战时动员方案，并成立了山西省、县、村总动员实施委员会。省动委会由阎锡山和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分任正副主任委员；县动委会由县长任主任委员，下设组织、训练、宣传、总务四组。省、县两动员委员会负动员、指导、督饬、考核和解决下级困难之责，实际工作，则全在村动员委员会——方案规定各村总动员实施委员会下设各队：(一)儿童队：以7～12岁的男童和7～14岁的女童编组，做唱歌和简单传话工作；(二)少年队：以13～17岁的男少年编组，做放哨、传话、送信、侦察敌情工作；(三)自卫队：以18～35岁的青壮年男子编组，加以军事训练，负保卫村庄，必要时配合部队打击日军之责；(四)壮丁队：以35～50岁的男子编组，负运送军用品、挖战壕、抬伤兵之责；(五)救护队：以5l～65岁的男子编组，负看护伤兵、救护逃难老弱、劝募慰劳及救济款物之责；(六)缝洗队：以15～60岁的妇女编组，负制做军鞋、缝洗军衣之责；(七)老年祈祷队：以61岁以上女子和66岁以上男子编组，专做祈祷战事胜利并负照料各家幼儿之责。
这个方案很快下达到各县、村。但正像整个抗战期间一样，政府发动群众仅限于口头上，并未做多少实际工作，而共产党却把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当作大事来抓，后来的事实证明，它成为共产党人发展、壮大自己的一条根本捷径。
8月上旬，蒋介石电邀各地军政大员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独霸一方的阎锡山自然在被邀之列。当时他正在生病，且日军已开始进攻平绥线上的重要关隘南口，山西局势已出现了动荡，但他还是“决计飞京”，并即兴赋诗一首：病体未痊赴国难，轻身为国理当该。扶病南行参国计，但求此去不空回。
此行他有自己的实际目的：找蒋介石解决财政和人事问题。
会议结束的那天，军委会宣布了编制序列，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山西和绥远两省的所有部队。晋绥军编为两个集团军：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副总司令孙楚；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当时驻在绥远的中央军汤恩伯第13军，名义上亦受第二战区指挥。如果红军开往山西，肯定也要受阎锡山的节制。自从和蒋介石打交道以来，阎锡山还没有这么高兴过。
回到太原，一下飞机，他就喜形于色地对前来迎接他的众部下说：“看来，抗日这个仗是非打不可了!不打老百姓不答应，共产党不答应。”
不久，他被南京告知，八路军将开赴山西境内作战。又过了几天，南京来电，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他早年的参谋长、现被派往南京任常驻军事代表的台寿民说“共产党红军开到山西来，够你对付的。”
“咋的啦?他朱德、彭德怀敢不听我阎司令长官的指挥?”他笑着反问。
8月22日，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的八路军第115师主力，作为抗日的先遣队，第一批从陕西三原出发，经韩城县芝川镇渡黄河，沿同蒲路北上。
9月3日傍晚，冒着仍下个不停的秋雨，周恩来和彭德怀、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程子华等人乘火车从西安出发，前往潼关。这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给安排的专列。
车到潼关正好天亮，他们乘船渡过波涛汹涌的黄河，到达山西的风陵渡。登岸而行，这一行人中，也许数徐向前感慨良深。自从1924年考上黄埔军校离开家乡五台县永安村后，10多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如今终于踏上家乡的土地了。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霎时攫住了他。这时候他还不知道，他的母亲赵金銮已于年前过世，他和前妻朱香蝉所生的女儿松枝也已经快长成大姑娘了。10余年的时间不算长，恰恰就是这10余年的时间，当初那个穿灰布长衫、不爱说话、在阎锡山家乡河边村川至中学当教师的徐象谦，摇身一变，成为名震八方的共产党杰出将领徐向前……
梁化之奉阎锡山之命，带着两节专列火车迎候在风陵渡车站上。此前，梁化之从未见过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但这些“共产党的大头目”每一个都是如雷贯耳……梁化之不由得多看了他们几眼，在他们面前显得十分谦恭和拘谨。
周恩来等人上了车，这种窄轨车的车箱确实小，人坐在上面便觉出狭促。彭德怀数落了一句：“这个老西儿，真会算计。”
周恩来看了看徐向前，说：“当心呀，我们这里也有老西儿。”
大家都笑了。
小火车在晋南大地上行驶，透过不大的车窗玻璃，他们的目光一遍又一遍地在窗外广袤的土地上掠过。也许用不了多久，这片美好的土地就会成为中日两军刀兵相见的战场。八路军已经挥师北进，但对于他们，毕竟是一场全新的战争，前面等待着的，将会是什么呢?……
周恩来的思绪也许更遥远一些。本来，洛川会议结束后，他打算去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的，到西安后，连续接到毛泽东两封急电：“周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商好红军入晋后各事(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于是，他便中途折往山西。
此时的山西，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眼里，更为重要了。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在华北分两路进犯，一路沿平绥铁路西上，攻南口、张家口，进逼晋北重镇大同；另一路沿平汉铁路南下，进攻保定，准备夺取石家庄。两路日军中，其主力使用于前一方面，也就是晋北方面。山西自雁门关以南，井陉、娘子关以西系高原多山地区，对保卫华北、支持华北战局，有极重要的意义。日军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在中国军队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进出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日军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地，使日军由平汉路南进及向绥远的进攻感到困难。毫无疑问，山西早已成为敌我必争的战略要地。
更重要的是，八路军主力正集中在山西境内。山西是八路军从陕北开往抗日前线最便捷的地方。依托着山西宽阔而复杂的地形条件，可以使日军的重武器——坦克、大炮、飞机难以充分发挥性能，极有利于八路军发挥它的长处，进行山地游击战，消灭日军，壮大自己……
周恩来收回目光，问坐在他身边的聂荣臻：“荣臻同志，115师到了什么地方?”
聂荣臻想了想，说：“估计先头部队已到达侯马。”
车到侯马车站，聂荣臻下车，率第115师先头部队继续北上。
从南京回来后，高兴了没几天，阎锡山的心就沉了下来。险恶的局势不容他喘息。到8月底，南口、张家口相继陷落，晋北完全暴露，战火很快就要烧到他的家门口。
他在太原呆不住了。9月初，他匆匆拟定了一个“大同会战”计划，自己则于雁门关下的太和岭口设立行营，亲自督战。
位于代县以北40里的雁门关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名关”。它又名“西陉关”，《唐书·地理志》载：“西陉，关名也，在雁门山上，东西山岩峭拔，中有路，盘旋崎岖，绝顶置关，谓之西陉关，亦曰雁门关。”相传每当春雁出塞时节，雁衔芦叶，翱翔半晌，叶落方可渡关，雁门关由此得名。雄关依山傍险，高踞勾注山上，东西两翼，山峦起伏。长城矗立在山脊上，其势蜿蜒，东走平型关、紫荆关、倒马关，直抵幽燕，连接瀚海；西去轩岗口、宁武关、偏头关。观其形势，确是“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抵三关，咽喉全晋，势控中原”。
“天下九塞，雁门为首”的这座雄关能扼制住强大日军的进攻势头吗?
在一个天气阴沉的日子，阎锡山率第二战区指挥机关来到距雁门关尚有十几里路程的太和岭口。本来他想选择一个和风丽日的时辰来这里的，无奈这一阵子天气一直不好，而情况又越来越紧急，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下车后，他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地势。雁门关下的太和岭口，被从山涧顺下来的一条干沟切成了两半，河西靠太原至大同公路的一侧称作西梁，河东靠雁门山的一侧谓之东梁。第二战区行营就设在东梁山脊下的一个坐东朝西的小小院落里，除了隐在山崖下的那孔穿堂窑洞外，还有一堂两屋的三间向阳瓦房，窑洞可供防空使用，平房可当会议室以及侍从们休息之用。阎锡山对部下选择的这座院落十分满意。
站在这座小小的院落里，能够看到不远处巍峨雄峻的雁门天险。早晨，往往是雾气飘荡，混混沌沌，迷迷蒙蒙，如入仙境。过一会儿，山风呼啸，雾气被翻卷成缕缕云带，飘落在山凹，卧地枕石，悠然而歇了。此时，峰峦沐浴在阳光下，珠光水气，斑斓夺目，闪闪烁烁，犹如金盔银甲。面对此情此景，阎锡山的脑子里不由得涌出唐人李贺的诗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阎锡山终日被一种复杂的情感所困扰。如今，日本人又心怀灭亡中国的欲火，举兵来到了他的家门口。日军铁蹄所过之处，狼烟四起，生灵涂炭，他这个最不想和日本人为敌的人，已经没有了退路。面前这美好的河山，究竟会属于谁?对于个人前途的忧虑，常常使他夜不能寐。
此时平绥路东端的战略要地南口已经失陷，山西也已出现混乱的局面，谣言四起，人心慌慌。在晋北通往太原的各主要道路上，不断有成群的伤兵和溃兵走过，他们沿途抢夺财物，胡乱放枪，骚扰百姓，散布流言，对民心和士气影响极大。这天一大早，阎锡山在指挥部的院子里散步，他突然回过头来，问他的参谋长朱绶光：“张培梅现在哪里?”
雁门关下的崞县中泥河村。每到傍晚时候，人们就见村口的官道上有一个老人在溜达，有时见他一大早背着粪筐到田野里捡粪。他50出头的年纪，浓眉大眼，走起路来昂首挺胸，盛气逼人，显出一身豪侠之气。他就是名震四方的前晋南镇守使张培梅。
1907年，22岁的前清秀才张培梅来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在他的同期同学里，有一个叫蒋中正的人，日后曾经主宰过中国的命运。
毕业不久，他就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战斗。在率队攻打山西巡抚大院时，有人说：“担当此重任，应不要命。”他慨然答道：“要命者绝不革命!”后来他历任团长、旅长、晋南镇守使等职，1926年晋升为陆军中将。
在晋军中，张培梅素以强硬派著称。他为人正派，办事认真，能征善战，打起仗来勇猛无比，敢作敢当。他信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慈不掌兵”、“军中不斩不整”等信条。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阎锡山派4个旅的部队出兵娘子关，阻截吴佩孚调兵北上，张培梅受命指挥两个旅担任左翼作战。但这两个旅的旅长——刘树藩和龚奉山贪生怕死，畏缩不前。而且刘树藩仗着是阎锡山的亲信，拒不从命。张培梅一怒之下，将这两个旅长斩首，并将两颗血肉模糊的人头挂在营门口示众。张培梅从此声名大震。
自1928年他因故辞职后，已远离军中9年。如果没有别的变故，他也许就要在乡间终老一生了。但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他义愤填膺，破口大骂那些不顾民族利益、胆小怕死之徒，恨不得立刻回到阔别已久的战场。他每天都报纸，常常长吁短叹——就在这时，他接到了阎锡山任命他为第二战区军法执行总监的委任状。激动万分的他当下向乡亲们表示：誓与山西共存亡。
两天后，他来到雁门关下的太和岭口。阎锡山对他说：“鹤峰，眼下大敌当前，军心不稳。请你出山，是为扶正压邪，整肃战场纪律。今日起，我把整顿晋绥军的生杀大权交付于你，如何?”
9月7日早晨，阎锡山和往常一样，5点钟准时起床。侍卫长张逢吉帮他穿衣服时，他说：“今天穿那套官服。”
阎锡山平时的穿着比较简朴，一般都穿灰布军服或马黄呢制服，很少穿皮鞋，通常是松紧口布底青呢帮鞋，天冷以后，披一件黄呢斗篷。那套上将礼服，只在检阅部队或大典时穿戴。张逢吉有些不解。阎告诉他：“今天共产党的周恩来要来。”
穿好上将礼服，腰间又佩上短剑(中正剑)，他伏在窑洞里那张老式的八仙桌前批阅了一会电报、信件。6点准时吃早饭。他的饭食也很普通，一般都是家乡风味的素淡饭菜。给他做饭的厨师们曾私下里编了段顺口溜：“司令长官饭好做，河边馍馍大兴(村名)的糕，山药蛋烩菜把豆腐烧，莜麦壳壳麦转转(麦转转指青麦粒碾成的丝条)，拌汤里加个鸡蛋蛋……”
这天早晨，他的饭桌上摆着各一小碗家乡风味的山药、白菜、豆腐、粉条，两碟咸菜，另有一碗面条。吃完之后，他带领众随从从东梁的小院步行到西梁的村口路边等候。他平时的穿着打扮虽显出一种道家风度，但难免露出“土气”，这天戎装披挂，也就显现出一个战区司令官的威武英姿。
八路军已全部开往山西，他希望山西的守土抗战能形成一个特殊的局面。听说周恩来等共产党高级将领要来，他是满心欢喜的。在日军节节进逼，晋绥军已显出败相之际，他很想听听周恩来的高见。他以前曾和周恩来有过接触，周恩来的智慧、性格、谈吐和优雅的风度令他信服，尽管他不大佩服别人，包括蒋介石，但他佩服周恩来。
两辆汽车停在太和岭口西梁的路边，从第一辆车里下来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和彭雪枫，第二辆上坐着第二战区长官部派出的警卫人员。
阎锡山笑脸相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一行说笑着，步行来到设在东梁的二战区行营。从安全考虑，会谈在那孔隐进山崖很深的窑洞里进行。
张逢吉吩咐侍从们给客人倒上一杯热茶，每人面前又放一包炮台牌香烟。阎锡山不喝茶，他的面前放着一只绛紫色的小泥壶，里面盛着热米汤，渴了他就抿一口；平日里他也极少抽烟，有一个时期，为了防止风湿病，曾用长杆烟袋吸旱烟，烟叶内配有苍术、沉香等中药，但不久他就不抽了。今天许是高兴，他抽出一支烟，截成三段，将其中一段点着，轻轻吸了起来。
这次会谈主要围绕三个内容。一是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二是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作战地域和方针问题；三是八路军的薪饷和补充问题。会谈还算顺利。
阎锡山介绍说：“我们要搞阵地防御战，从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界及北部外长城一线，筑有绵长的国防工事，我们要依托这些工事守土抗战。”
周恩来说：“百川先生，我们建议不要单纯死守这些关口，而应主动出击，实行侧击和伏击，来破坏敌人的进攻计划。”
阎锡山边思考边点头。
周恩来说：“我们打算将115师开到五台、灵丘地区，配合友军布防平型关一带，在侧翼待机歼敌。司令长官有什么意见吗?”
阎锡山沉思片刻，表示同意。他说：“关于贵军的物品补充，二战区可以解决。并负责将贵军迅速运送到平型关东面的涞源、灵丘一带。”
会谈结束后，气氛更显融洽。阎锡山半开玩笑地说：“周公来山西也真会选陪同者呀，把你们的军事家、我的五台同乡徐向前带来，与我谈判了……你此次来山西除了商谈合作，共同抗日，再没别的用意吧？可不要带徐向前来挖我的墙角啊。”
他边说边冲徐向前笑了笑。
周恩来笑说：“百川先生多虑了。我这次和徐向前一块来，因为他是山西人，要他给我们几个带路的。徐向前又是百川先生二战区第129师副师长，以后是你的部属了，和你见见面，以后还要请先生多多关照呢。”
看着周恩来带来的这几员共军大将，阎锡山眼热得不行。他想到，八路军还有朱德、刘伯承、贺龙、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等叱咤风云的战将，难怪共产党怎么也剿不灭。而自己的手下呢?王靖国、孙楚、杨爱源、赵承绶、李服膺、傅作义等人，除了傅作义高出一筹外，其他的虽说一个比一个听招呼，就是本事不济。傅作义倒是个将帅之才，偏偏又后脑勺上长反骨，不听使唤……他不由得叹了口气。
蒋介石视浙江人为心腹，阎锡山这方天地更痛快——“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在晋军中掌权的，大都是五台及附近各县如崞县、定襄、忻县的人，阎视他们为亲信。这多少带点“中国特色”。对于徐向前，阎锡山的心情颇微妙。五台老乡里——而且不是一般的老乡，两家只隔着一条滹沱河——出了个徐向前，打遍了半个中国，名声在外，但就是不为他所用。他铁了心跟共产党，有啥办法?
他曾经对不少部下说过，徐向前缺少粮弹，蒋介石剿了他几年，都没剿垮，你们要多加留意。他还说过：“政治上依靠薄一波，军事上依靠徐向前。”人各有志。到头来，又有哪个能依靠得住?
但阎锡山还是对徐向前说：“我阎某人可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亲不亲，同乡人’，我准备派朱参事(朱点，徐向前原配妻侄)陪你看看父母老小。问问父老，我阎百川有没有对不住他们的地方?我可不是蒋介石，他还让我注意你徐向前的行踪呢!”
徐向前说：“谢谢司令长官。军情紧急，以后再回去吧。”
最后，阎锡山请周恩来等人帮助写一个第二战区作战计划。他们商量了一下，仅用一天时间就写了出来。阎锡山看后，吃惊地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
他又说：“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他遗憾地摇摇头。
9月9日，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等人又赶到大同，和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见面，谈了两三个小时。这时，傅作义和阎锡山的矛盾已很突出，阎曾多次流露，对他不大放心。傅作义向周恩来表示，大敌当前，他拥护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决抗战，服从阎锡山和第二战区长官部的统一调度。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恩来精力旺盛，思维敏捷，很善于谈判，讲话能打动人，傅作义对他很佩服。”
当晚，他们折回雁门关，在火车站过夜。谛听着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以及嘶哑的汽笛声，他们渐渐沉入了梦乡。
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人率八路军总部进抵太原。当天下午，阎锡山派一名高级参议接朱德到太和岭口去商谈，周恩来陪同前往。
也许是受到一直和阎锡山打交道的薄一波的启发，这次二战区副总司令朱德同总司令阎锡山的商谈更具“艺术性”。
创建由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参加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实际是为共产党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基，由于冠之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便被阎锡山欣然同意了。
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由于戴上“第二战区民族革命”的帽子，竟也获准施行。阎锡山并且允许八路军驻区的群众工作由八路军负责；不好的县长可以更换；允许给游击队发枪，还允许在八路军工作地区实行减租减息……
朱德、周恩来此行，收获够大的。
精明的阎锡山还是没能算计过共产党人。
8月下旬，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曾指出红军的作战方针——红军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独立自主和游击战，这是红军的两个作战原则。阎司令长官在他的辖区内基本满足了共产党人的这两点要求。
“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毛泽东这样说。
朱德同阎锡山告别时，阎锡山再次要求八路军帮他抵抗向山西进攻的日军。朱德用他高亢的嗓门说：“好。好，司令长官放心，八路军很快就会有所动作!”
1937年秋天，北方的庄稼——高粱、大豆、玉米、谷子即将成熟的季节，中国全面抗战的号角终于吹响了。
在制订“大同会战”计划时，阎锡山还是比较乐观的。他判断，日军下一步的行动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以一部兵力由蔚县向广灵行佯攻，以主力沿平绥路西进，夺取大同以图切断晋绥之联络线；二是以一部兵力向天镇行牵制攻击，以主力向广灵进攻，企图切断我雁门关后路。
但这两种情况，他更倾向于第一种，也就是日军主攻方向在天镇、大同。他打算实施机动的作战方针，那就是——以主力配置于天镇、阳高、广灵、灵丘、平型关各地区，以一部控置于大同、浑源、应县附近以策应各方之战斗，相机转移攻势……
他设想：如敌以主力进攻广灵时，该处守兵应固守待援，以总预备队主力应援该方面之战斗……如敌主力进攻天镇，天镇守军拼死待援，大同附近之总预备队应向天镇挺进，浑源附近兵力偷渡桑干河向天镇右翼实行侧面攻击，以牵制敌人。俟其顿挫，由天镇两翼夹击之。
这一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和鼓励，蒋介石还答应速派河南地方部队刘茂恩的第15军开往山西，归阎锡山指挥。
具体作战方案是：以李服膺第61军在天镇、阳高等地设防，占领既设的“国防工事”，阻止日军西进，掩护聚乐堡、大同主阵地带。其任务是沿平绥线节节抵抗，诱敌至大同外围，由傅作义的第7集团军和杨爱源的第6集团军聚而歼之。
负责打头炮的是李服膺。他的第61军首当其冲，正面迎敌，对整个防线举足轻重。一切的关键在于，李服膺能尽最大限度顶住进攻天镇、阳高的日军，使主力部队从容布防。
李服膺是在匆忙撤退的过程中接到阎锡山令他防守天镇、阳高等地的命令的。第61军名义上是一个军，其实仅有一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7个团。况且这点部队在平绥线上同日军已有所接触，虽未大打，但仍受到一定损失。
对于天镇、阳高等地的“国防工事”，第61军的官兵十分熟悉，因为这些工事是一年来他们自己动手修筑的——正因为比较熟悉，李服膺和他的部下才深知其中的利害。施工时，他们从太原只领到很少的材料，钢筋、洋灰不足计划准数的1／10，民工工资、兵工津贴被阎锡山百般克扣。据说阎锡山用它在全国各商埠大做买卖。这种偷工减料做成的所谓国防工事能抵御日军的飞机大炮吗?况且此时还有不少工事未完工，难以使用。有人发牢骚：“做国防工事，不给工具材料，一味克扣工资津贴，这明明是拿上肉弹顶铁弹……”
不难设想，当李服膺接到阎锡山“坚守3天，拒敌西进”的命令时，表现出了一定的惊慌。但他信奉“咱不做阎先生不放心的事，不做对不起他的事”这一类的话。仓促中将独立200旅第400团部署在盘山制高点上，第101师的3个团依次在盘山以北的罗家山、李家山、铁路两侧至北山瓦窑口一线布防，第399团负责天镇城防，第401团驻守在天镇城外，第414团驻守天镇以西约30公里的阳高县城。这样，第61军构成了以盘山为主阵地、由4个团组成第一道防线，以及以天镇、阳高两城为纵深防线的“T”字形防线。军司令部驻于阳高县城内。
据亲历过天镇之战的第101师第213旅旅长杨维垣回忆，战前，李服膺曾亲莅一些部队讲话，号召官兵不怕牺牲，坚守阵地，军部还印发了《告全军官兵书》，部队可以说士气旺盛，斗志昂扬。
9月5日，即第61军进入阵地的第二天，大批日军尾追而至。开始日军并未攻击最为重要的阵地盘山，而是集中火力攻击第101师第425团的李家山、罗家山阵地。团长李在溪注意到，日军这次进攻，并不用惯用的步炮协同的战术向他们冲击，而是先以步兵涌至阵地前，诱使他们进入阵地后，敌飞机即低空投弹扫射，然后继以猛烈炮火轰击。如此反复，整整延续了4昼夜。敌步兵根本没到他们团阵地直接冲锋，他的1300余名的团队即伤亡官兵700多人，全团9个连长，阵亡3人，伤5人。
李在溪心中十分焦急，前后共给军长李服膺送去18份紧急战况报告——40多年后，李在溪回忆道，李服膺和他军部的全体人员，惊慌失措，整天忙于钻防空洞躲飞机，他的18份报告，被军参谋长刘金声装入裤袋内睡了大觉。第4天的傍晚，李军长和他通了电话，说：“你团的情况十分危急，应该给你增调兵力，但目前实在抽不出部队来，无论如何你要尽力支撑，不能放弃阵地。”
然而，李在溪的直接上司、第101师213旅旅长杨维垣却回忆说：“此时，军长李服膺在阳高城内坐卧不安，率幕僚人员与直属骑兵连进驻天镇城西村庄，指挥作战……综计我101师伤亡官兵共达千余名。遗憾的是，我旅425团团长李在溪，自始对抗战抱悲观消极态度，在阵前竟越过师、旅长，多次径电军长请病假辞职。军长知他无病，复电责以大义，指示他勉为其难……该团程琮营被敌人突破一处，全团溃退下来。我严令该团立即反攻，虽未完全恢复原阵地，总算稳住阵脚，全线未受严重影响……”
可以肯定地说，最初的战斗是激烈的。3天过去了，第一线的部队虽歼敌不多，但伤亡十分惨重，工事悉数被毁。所幸的是主要阵地并未丢失。李服膺在阳高城他的指挥部里，总算舒了口气。然而，这时候，他又接到了阎锡山“续守三天，掩护大同会战”的电令。阎锡山的命令他自然不敢违抗，只好强打精神督促部队全力坚守，一俟完成任务马上撤退。
如果不出意外，再坚守3天估计问题不大。天镇是雁北地区的门户，此仗是日本进攻山西的第一仗，如果打好了，谁的脸上都感到光彩。
然而，意外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意外的情况就出在防守盘山的第400团身上。
盘山位于天镇东南约4公里的地方，是一座高峻险要的山峰，也是天镇的名胜。站在山顶，既可以俯瞰平绥铁路，又能屏障天镇全城。按说日军要占领天镇，必先攻下盘山。
第400团的团长叫李生润。几天来，别处都打得很激烈，本来应该首当其冲的盘山主阵地，却不见日军来攻。他有些暗暗得意。大约在9月8日的傍晚，李生润给第425团团长李在溪打电话，说：“团长(李生润曾当过李在溪的团副)，这几天你们阵地上很危险吧?我在望远镜里看到了。军长既无法抽调部队，我私自抽一个营支援你，如何?”李在溪说：“这怎么能行呢，抽调兵力要请上级决定，况且你那里是主阵地，关系重大，千万不要麻痹大意……你那里情况怎样?”“我是高枕而卧，阵地绝无问题。”李在溪嘱咐他要提高警惕，决不可轻敌。李生润好像满不在乎地说：“老团长，请放心，我随时注意着哩!”
就在这天夜里，大批日军乘夜色偷袭了盘山阵地。400团仓促应战，极为狼狈。守卫主阵地的营长高宝庸被炸死在石洞内。至拂晓时分，该团在付出500多人的性命后，将整个盘山丢失。
盘山一丢，形势急转直下。第101师的3个团慌忙后撤，此时这3个团的长官已经掌握不住部队，残兵本应退往夫镇城继续阻敌，他们却绕开天镇，从南北两侧继续向西溃退。
这给了守卫天镇城的第399团一个歼敌的机会——尾追的日军误以为天镇是座空城，便高举太阳旗，列队进城。大约有近百个鬼子，被潜伏在城内各处的第399团击毙。团长张敬俊估计日军遭此意外打击，必将前来报复，他命令将被击毙日军的脑袋砍下来，高挂城头，激励士气，以壮军威。
果然，不一会儿，日军的飞机大炮便对天镇城实施了凌厉的攻击，步兵发起一轮又一轮冲锋，第399团坚守一天一夜后，于9月10日退出天镇。
紧接着是阳高。自从盘山失守后，李服膺的指挥所就撤离了阳高。阳高的城墙年久失修，不少地方顺着墙根堆积的砖石即可徒步登城。第414团在军指挥部撤离后，仍坚守了1天多，团长白汝庸率领官兵与日军展开巷战，团副曹静山、第3营营长都来宝和六七个连排长共200多人战死。白团长见大势已去，遂率部撤出。阳高陷落。
撤退的过程是异常混乱的，差不多等于逃跑。这时候李服膺已经无法掌握部队了。按照第二战区长官部的部署，第61军丢失第一线阵地后，应集结残部在阳高周围的第二线阵地再抵抗一阵，结果除原防守阳高的第414团外，其余的6个团皆溃退了。他们更没有按照阎锡山原定的方案向镇边堡转移，与集结在丰镇、大同、得胜口一带的傅作义部会合，而是沿大白登方向一直向南逃，直到过了桑干河好远才站住脚跟。
其实从第400团大意失盘山开始，祸根就种下了。
史料记载，当第61军在天镇、阳高与敌周旋之时，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曾建议阎锡山进行大同会战。然而，政治上十分老练的阎锡山军事上却优柔寡断，尽管大同会战最初为他提出，但这时候他退缩了。他的理由是：地形不利，援兵未到。仅仅几天之后，板垣第5师团主力由察南蔚县进攻广灵，直奔雁门关后路而来——大同会战便成了一句空谈。
9月13日，大同——这座矗立在御河侧畔的塞外古城，东条兵团未损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太阳旗便飘扬在了城头。
第61军的溃退，大同的撤守，使平绥线正面失去了防御力量，晋北门户大开。
而且，9月11日，日军击溃驻守天镇的第399团占领天镇后，大肆烧杀抢掠、奸污妇女，数千名天镇百姓几乎无人幸免，其状之惨，令人不忍闻睹。南京中央社和全国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天镇屠城是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华首例大规模暴行。3个月后，又有了更为惨虐的南京大屠杀。
大同失陷和日军天镇屠城震动了南京统帅部和国内舆论。
阎锡山决定放弃“大同会战”那天，沮丧之际，他写了一首《弃雁绥工事》诗：
国防大计定当先，临时决策事难全。
工事费款千余万，放弃全由南口牵。
可见，他仍然对南口陷落耿耿于怀，为他撤守大同寻找依据。
很快，他就感受到了来自南京统帅部和全国舆论的巨大压力。而且比他设想的要严重得多。国人纷纷将矛头指向他，责骂他畏敌如虎——“似这等战区司令长官早该撤职查办，重重治罪，以肃军纪，以谢国人。”
蒋介石发来电报，斥责他“临阵慌乱，御敌不力”。
要求追查晋绥军失守土之责的电报、信件，雪片一般寄往南京军委会和阎锡山的太和岭口行营。阎锡山感到了惊慌。他对他的参谋长朱绶光说：“娘那个熊!事情弄大了，可怎么收场?”
也许就在这个瞬间，他想到了第61军军长李服膺……
似平命中注定，李服膺难逃此厄运。
连日阴沉的天气逐渐晴朗起来，太阳难得露出它固有的模样，和风徐徐吹来，满坡已显发黄的青草轻轻摇摆。在这样的时刻，站在第二战区行营的小院里，能够清楚地看到不远处雁门山的巍峨雄姿。身处9月的太和岭口，原本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
这天下午，负责行营人员给养和伙食的第二战区长官部上尉参谋庞小侠，突然听到司令长官对王玉林说：“你给我接南京蒋介石的电话，要快!”
王玉林是行营有线电大队大队长，负责通信联络。电话就在阎锡山的住房里间，王玉林扯着嗓子叫通南京的电话后，对各处的人员说：“阎司令长官现在和蒋委员长说话。其他电话一律停止。”
说完后，王玉林就退了出来，庞小侠等人也都退到门外。因为在外面，庞小侠对阎锡山说些什么听不清楚，他只清晰地听到了“军法从事”四个字。
因为这几天行营人员都在议论，第61军军长李服膺搞不好要倒霉。所以庞小侠首先想到，可能要对李服膺“军法从事”。他突然感到有些恐怖。
灭顶之灾正像一张黑色的大网，悄悄罩向了李服膺。
在滹沱河南岸，李服膺集结起他的残部，由广灵以西经应县向雁门关转进。途中，他接到了阎锡山召集各军军长开会的电报。他的部下里已经有人预感到可能要出事，舆论对晋绥军，尤其是对第61军责骂得非常凶。于是左右的人说：“军长，后方各地对天镇的实际战况不明了，难免以讹传讹，有所指责，目前平型关战局危机，全局很快将有变化，不如迟几天去较为妥当。”
但是，李服膺却表现得极为自信，他认为阎不会委屈他。于是，他骑上战马，带少数随从，毅然起身去太和岭口报到。
与此同时，军部派军械处长刘树勋去第400团扣捕团长李生润。第61军没能在天镇、阳高坚守更长一点时间，与李生润麻痹大意丢失盘山有极大的关系，如果追究责任，李生润首当其冲。
然而，李生润却幸运地逃掉了——先是被抓获，而后又被人放掉的。至于是谁放掉的，说法不一。李在溪回忆说，刘树勋将李生润捕获后，送交第213旅旅部，军参谋长刘金声念与李生润是老同事的情面，于李生润吃饭时故使眼色，李生润托词解手，越墙逃跑。贾宣宗回忆说，独立第200旅旅长刘潭馥(李的顶头上司)在气愤不平的情绪下，主使李当场逃走。杨维垣在回忆中引用傅作义的话说：“我当即指示你们副军长贾学明，马上先将李团长逮捕解送二战区军法总监部。谁知你们副军长太糊涂，太混蛋，也太窝囊，竟让李生润由军部偷偷换上便衣，化装逃往西安。”
总之，李生润是逃掉了。据说他到西安投奔了胡宗南，并改名李德庵。后来他在胡部当上了少将高参。
如果李生润不逃跑，李服膺的结局会改变吗?
李服膺23岁那年，被阎锡山派往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他最让阎锡山看重的一件事也许是，曾为阎从保定军官学校拉回了张荫梧、楚溪春、李生达、傅作义等“十三太保”，他被唤作大哥。这些人后来成了阎锡山打天下的资本。20多年来，他一贯唯阎锡山之命是从，是晋军将领中的“五台派”，阎锡山的心腹。据说他还是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的义子。传说他与何应钦也有拉扯。他同唐生智是保定军校的同窗好友，私交甚好——他同后两人的交往也许令阎锡山稍感不快。
也有人认为他长于外交，短于军事，经常奔走于太原，进行私人活动，很少驻在防地，对所部中级以下官佐大半不相识。在用人上，一贯抓牌子(陆大)、拉关系(同乡、旧部)，练兵时看表面，作战时重私情。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在阎锡山眼里，他是个信得过的亲信，这比什么都重要。
时隔多年之后，已无人能说清李服膺什么时间到达太和岭口的。这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刚一到达，阎锡山就命人把他扣了起来，押在张培梅的宪兵队。战区长官部上尉副官庞小侠念及李与他父亲是老朋友，就到设在西梁的宪兵队看他。庞小侠说：“老伯来了，想吃点啥，你就说吧。”
李服膺只是让他给找几本闲书看。他嘴上答应了，回到驻地，根本找不到，也就罢了。
那时李服膺仍然认为自己不会有事，会长扣起他来，是为了应付舆论。所以，在外人看来，他并不是很紧张。
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仅仅半个月之后，阎锡山就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说阎锡山一上来就想处决李服膺，那也不是事实。据众多的当事者或知情人回忆，阎起初是想包庇李服膺的。日军在晋北长躯直入，与阎锡山决策上优柔寡断，避免与日军主力决战，有极大的关系。在南京统帅部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下，为了应付国内舆论，搪塞国民党政府，更主要的是开脱自己的责任，阎锡山找一只替罪羊，势在难免。当然也不是说李服膺就没有责任，第400团大意失盘山，造成整个晋北防线的崩溃，他自然要负一定的责任。
据杨维垣的回忆——有一次，傅作义对他说：“原计划在大同地区集结各主力军，准备与敌人进行会战。先是令61军在天镇、阳高固守3天，迟滞敌人的西犯，掩护主力在大同地区之会战部署，旋又追加固守天镇、阳高任务3天，共计6天。结果，因为敌板垣师团过南口后，竟从察南向平型关进犯，直抄雁门后方，以致不得不放弃大同会战的计划，分令各军进关，重新部署作战，显得很为忙乱。你们军虽然守天镇、阳高已超过时限，但阎长官认为还不够持久，对尔后战局影响不利，特别是放弃绥东与雁北广大国土，使国内舆论哗然……当你们军长被扣起来后，我不止一次地向阎长官进言，盘山永久工事的失守，影响天镇阳高防守和尔后战局，主罪在团长李生润与其旅长刘潭馥身上。为了严明军纪，激励军心和应付国内舆论，可以杀团长，处分旅长。阎当时同意了我的建议……”
作为第二战区执法总监的张培梅此时在干什么呢?庞小侠说，那时，不断有退下来的零散部队。副官处叫老乡蒸馍，过来的士兵每人发给5个，伤兵多给几个，没有准备菜。一天，一个伤兵在五道庙拉手掷弹炸死了自己。张培梅知道后，把庞小侠叫过去问道：“你们怎么准备的吃的东西?光吃馒头不行，小心你的脑袋!”张培梅的意思是给伤兵弄点菜。
那些日子，张培梅的脸色很难看，动不动就发火。
关于张培梅在李服膺这件事上，一直有两种说法：一是张培梅好杀。他得知李服膺部天镇溃退、雁北失守的消息后，立即提出应严肃军纪，按战时军法处决李服膺。他认为，面对凶残及装备现代化的日军，中国抗日军民唯有拼死血战，不怕牺牲，才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对那些作战中动摇、退却、执行命令不坚决的军人应该处决，才能杀一儆百，提高部队的士气，否则只能动摇军心，造成人心涣散，于抗日大局极为不利，并且对全国其他战场都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他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处决李服膺。
二是起初张培梅主张处决李服膺。但当他得知天镇、阳高失守的全过程后，认为李服膺不是死罪。他向阎请求将李服膺交付他依法处理。阎就是不同意。
虽缺乏权威性的史料记载，但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半个月之后，在太原省府大堂，阎锡山于深夜提审并下令处决李服膺时，最有资格坐在大堂之上的第二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却没有到场，也许很能说明问题。
阎锡山终于下定决心处决李服膺。这时他已从太和岭口回到了太原，内长城一线的作战已近尾声，忻口战役即将开始。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太原。一天，一颗炸弹落进绥署大院，炸死了少校副官席向南。日机飞走以后，人们都围过去，阎锡山也拄着拐杖出来看了看。他的脸色十分冷酷。
促使阎锡山尽快动手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李服膺的老同学、现任南京军事委员会执法总监的唐生智来电，要求将李服膺押解至南京审理。如果将李服膺放走，那么，雁北的那些偷工减料的工事就会大白于天下。不如先斩后奏，灭口了事；二是蒋介石紧紧盯住不放。据说汤恩伯也在蒋面前状告李服膺于平绥线作战不力，使汤部蒙受重大损失，更使蒋对他感到恼火；三是舆论压力太大，不杀他个把军师旅长难以应付；四是借李服膺的人头警告晋绥军的将领，以制止溃逃之风。
10月2日夜，11点多钟。这天晚上，轮到刚刚接替席向南升为少校副官的庞小侠担任值日官。听到阎锡山要夜审李服膺时，他颇感吃惊。
一辆汽车悄悄停在省府大堂门口，宪兵从车上押下李服膺。他并没有被捆绑。一进大堂，李服膺蓦然发现大堂内设有公案，两旁宪兵肃立，气氛阴森恐怖，顿时呆住。他嘟囔道：“这是干啥?”担任陪审官的副官处处长谢濂说“会长一会儿要和你谈，你且等等。”
未几，阎锡山从里边走出。他双手撑在公案上，两只鹰隼一样的眼睛盯住李服膺，低声说：“慕颜，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升到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第一，你做的国防工事不好；第二，叫你死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了下来……”
李服膺插话说：“让我守6天，我守了6天，我有电报……”
“你胡说!”阎锡山逼视着他，顿了顿，“你的家，你的孩子，有我接济，你不要有顾虑。”
李服膺这时流下了眼泪。阎锡山朝周围的人点点头，快步离开。谢濂说：“慕颜，你还有什么家事，可以告诉我。”李服膺气愤地把帽子往地下一摔：“那还说球哩!”
有人上前捆他，谢濂制止：“那像什么样子。”于是没有捆，只把绳子搭在李服膺的肩上。上车后，他对谢濂和宪兵司令张建说：“为啥这样糊里糊涂地杀人，使我死得不明不白?”
车到小东门大教场，他们下车。宪兵司令张建跟着李服膺往前走，还没走到放棺材的地方，张建往一边让了让，负责行刑的绥署警卫连长康增从背后一枪将李服膺打倒在地。黑暗中看不清他临死时的模样。
连续几天，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败军之将李服膺被惩办的消息，阎锡山赢得了一片赞誉之辞——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秉公办案、阎长官“挥泪斩马谡”……这一招很灵，李服膺一死，几乎所有的责难都化解了。
李服膺是抗战爆发后第一个被处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三个多月后，山东省主席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在武昌被处决。有意思的是，这两人终年都是48岁。在抗战初期，他们的死都曾轰动一时，使全国抗日军民的士气为之一振。
罪名一样，死法一样，内情却有别。1938年1月28日，上海《新闻报》发表评论说：“中国自作战以来，死法虽然不同，我国已死了不少的抗日将领，赵登禹、佟麟阁、郝梦龄之死，人人为之掉泪，朱耀华(第18师师长，淞沪会战中兵败自杀——笔者注)之死，尚有人为之惋惜，李服膺之死，亦尚有人为之代抱不平，只有‘青天草包’(指韩复榘)之死，人们却认为是死得应该的。”
50多年来，国内一些公开的出版物上，包括一些权威性的文章，在提及这段历史时，大都把李服膺和韩复榘视为同类。而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中却这样写道：“从9月5日开始攻击……天镇县城之敌仍旧孤立而顽强地进行抵抗，没有退却，11日(日军)才攻占县城。”
历史在这里留下了遗憾。
1937年9月中旬，放弃了“大同会战”的阎锡山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严酷的现实，日军精锐的第5师团像从地底下突然钻出来似的，直趋内长城沿线的一个重要关隘平型关。后来被海峡两岸的战史学家皆认可的“太原会战”，从大同失守的那一天起便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