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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防疫中的警察(1 / 1)


正式复工是在放假了两个月之后开始的,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监狱监区也没举行什么开工仪式,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死气沉沉的,而且即便是行进的队列,由于都带了密不透风的口罩,因此从整体上看,就像是一支病厌厌的队伍。

并未完全消失匿迹的疫情像阴霾一样笼罩在了监狱的上空。尽管此时已到了绿叶婆娑的春季,可却总给人一种秋天的肃杀之感。整个狱园内,到处都是一股浓烈的药水味,就连那些沥青路旁的桂花树,也仿佛被感染了新冠病毒一样,在那里无病呻吟。

而人比树也好不到哪里去,本来个个也没被传染,可是一旦戴了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大口罩后,就显得没病也有病了。尤其是,由于还在防疫期间,口罩非常紧张,一个口罩往要反复使用直至戴到泛黄为止,因此远远看上去,就如同在嘴上缠了一块沾满黄色药液的纱布。

再回过头来说说这段放假时期的一些事情,还是在刚开始放假的时候,犯人们都还感到很高兴,满以为不用劳动会很轻松,可是随着时间一长,个个就开始变得烦躁起来,当然这也不能怪犯人们,试想,一个有手有脚有着正常思维的人,如果一连两个月关在一间房里面,就算不干活也会闷出病来,所以很多犯人的屁股都坐出老疮来了。

都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同样,深锁在仓内的犯人们通过新闻,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也是了如指掌,什么白衣天使逆行出征,什么雷神山火神山钟南山等等,哪怕是电视下方那一小行公布病人数字的滚动字幕,犯人们也是了然于胸。

毋庸置疑,当外面被这场疫情搞得人心惶惶的时候,而监狱里面这时却成了天底下最安全的地方。且不说饮食人身安全,哪怕是平时购买的一般商品,也要隔离十五天后方能发放到犯人的手上。当然,犯人们也不是不懂得感恩,就拿有些犯人来说,他们居然每个人自发的向武汉灾区捐献了三百元钱。也许,区区三百元钱对于外面的人来讲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于一个在狱内毫无经济来源的人来说,却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要知道,这三百元钱就相当于一个犯人三个月的劳动报酬。

相应地,监狱越是安全稳定,监狱警察就越累。也许是出于安全的因素,也许是出于防控要求。反正,肖恒所在监狱的监狱长就是这么蛮不讲理的一个人,他为了彻底阻断病毒传播源,竞然不惜力排众议,并强行规定,凡是在狱内封闭执勤完出监后的警察,即便是在外面也要隔离,而且隔离的时间还要隔到他重新返回狱内执行为止。也等于是说,警察们在外面也是软隔离。当然这还不算,监狱长还又附加了一条死命令,就是在外面隔离的警察非但不能单独隔离,而且也不能居家隔离,而是所有出狱的警察都必须集体隔离。可这样一来,所有苦不言堪的警察却不愿意了,便纷纷提出抗议,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岂不和犯人无异。然而,监狱长可不管这些,如果给警察们逼急了,他干脆抛出了他上面的指示来弹压:“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等等命令。

不可否认,尽管监狱长的话说得有些冠冕堂皇,可是到了最后,还是有一部分警察窝了一肚子的火。用他们的话来说,难不成监狱也算得上是抗疫一线?况且命定也只是相对于领导们来下的, 他们仅仅只是一名小小的编制人员。说得难听一点,不过就是混口饭吃,凭什么要他们跟领导们一起掺和?不过埋怨归埋怨,就算再委屈, 可到头来,警察们还是只能乖乖妥协,毕竟这是大形势。

当然,也不是所有警察都喜欢耍小脾气的,比如在狱内就有这么一位警察,他的英雄壮举不仅感动了其他警察,而且也震撼了全监狱的一万多名犯人。

下面这段文字, 就 原版引用了他在抗疫归来后,面对全监警察和

犯人们所作的报告:

报告标题为《袁家台的提灯天使》

记得还是在大学念书的时候,第一节课,老师就跟我讲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提灯天使——护士南丁格尔。他的简陋的条件下提着油灯在战场上护理伤员,被称为护理学的创始人。而现在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我也站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做了一回提灯天使。与其他队友们一起不分昼夜,穿梭在救治新冠确诊患者的战役中。

我们先是在郑州接受了简单的培训,河南卫健委的一名专家教授给我们讲解防疫课程后,她流着眼泪说道:感谢你们的到来!全国已经有3000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了,前线也有医务人员牺牲了,请记住,你们务必要给我保护好自己。说完,她站起来给我们深深鞠了一个躬。

当大巴抵达武汉的时候,我看见1000多万人的城市突然像静止了一样,街道上冷冷清清的,真的像是个战场。于是啊!我在心里暗下决心,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打赢这场生死硬仗!在众志成城、誓死抗击新冠的最前线,我和我的队友们确实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若得神州遍安康,忠骨长埋又何妨?

可在武汉的第一个夜晚,现实还是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我负责的方舱四楼,我的夜班搭档——一名渐江卫健委的护士便出现了呼吸急促,无法正常对话的症状。好在这种症状并不是新冠感染,只不过是密不透风的防护装备让人产生了缺氧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也成为了我们工作中的日常。

还比如,穿着防护服上下楼梯拿东西,搬运药品这些平时轻松的活儿此时也是变得举步维艰。一箱40多斤的药品,往往从一楼搬到四楼,每一层都要停下来歇一歇,大口大口喘气。好不容易到了四楼,同事开玩笑说,终于,终于体验到了老慢支病人发病的感觉了吧!每天我只要看见氧气瓶,就像在沙漠中干渴的人看见了清泉,真恨不得跑过去抱住氧气瓶猛地吸上几口。还有,每天上班十个小时不能上班喝水,穿着纸尿裤和在严密的防护服下完全高强度的工作,靠的完全就是意志力的坚持,上完班后双脚已经没有了知觉,身上已经完全湿透等等,这些都成了我的家常便饭。

我们并不是喜欢护罩,然而我们对防护服却情有独钟。可以这么说,防护服就是我们生命唯一的保护屏障。而且,穿防护服时必须要保证万无一失,往往穿戴完后,我们要相互检查,确保彼此都没有一寸皮肤暴露才能进舱。而脱防护服则更加繁琐,每次都要经过三个缓冲间:第一个缓冲间脱靴套、护目镜、防护服、内层手套;第二个缓冲间脱口罩、帽子。全程下来至少要三四个步骤,洗手十多次,每一个动作都要严格按照无菌技术原则谨慎细微的进行,严防职业暴露。回到住处的时候我们全身要喷洒酒精消毒,把外面一层衣服全部脱掉,马上进入洗手间用50多度的高温的热水淋浴20分钟以上。衣服要用消毒水浸泡一小时以上才洗,衣服也从黑色洗成了黄色,每天高频率的洗手消毒,导致我们的双手脱皮开裂,只能反复涂抹护手霜,可这些困难对我们队员们来说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工作中有些感受是终生难忘的,在给新冠肺炎患者做咽拭子核酸检测时,有时患者呼吸道比较敏感,有好几次含有大量呼吸道分泌物喷溅到我的护目镜上,异常难闻的味道就像感染的信息让人恐怖想吐,但我还是坚持挺了过来。

说到抽血,这本是我们护士的一项基本功,可在方舱医院,抽血却变得不是那么简单了。我们戴着双层医用手套,防护镜经常起雾。尤其是上了一个夜班后,缺氧、低血糖、困乏、头晕脑胀。这时候静脉采血就更加困难,一旦抽血过程中出现针刺伤后果可不堪设想。在方舱医院其他省队的同事就已经出现过了针刺伤的情况。我们倒不是害怕负伤,而是不愿意因为失误被撤下这条防控的火线。

当然,我们也不是蛮干的,我们试过在护目镜上涂上酒精和润滑油,甚至是沐浴液洗手液也一遍遍地试过,看看哪种防起雾效果更好;看不清血管,我们就只能凭借经验,根据血管的解剖学位置通过触摸,再结合我们多年的护理临床经验来判断。队员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也做到了“快速、精准”。当其他队同事遇到抽血时的“疑难杂症”,都会主动的留给我来抽。每次抽血,由于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和长时间站立的原因,汗水会顺着防护服往下滴,一次抽血结束往往全身湿透,尽管要面对大量的抽血任务,但我们广东医疗队始终做到了护理零操作零失误、零差错!

还有就是当战友出现突发情况时,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出手相助。3月19日下午5时许,一名辽宁队的护士突然呼吸困难,大汗淋漓然后晕倒在地。刚脱下防护服准备交班的我听到对讲机的呼叫。于是,我二话不说,没有半点犹豫,便拿起防护服和同事就立马飞奔过去。平时十多分钟的路程这次仅仅只用了两分钟就赶到。因为就在几天前,新闻媒体广泛报道了一名援鄂抗疫的女护士,也是因为晕倒后,一直在ICU昏迷抢救,由此我们深知抢救及时的重要性。

当时我一边救治,心里一边不断祈祷:战友,你千万要坚强啊!一定要挺住!是的,在这场祖国上下万众一心的战疫中,从五湖四海集结到武汉的医务人员都是亲如手足。后来,由于措施及时得当,这名护士慢慢的醒了过来,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看到队友脱险,我心头一轻,也感到由衷高兴。

我们广东监狱援鄂医疗队是全国四万多名援鄂队伍中的一支,我们就像四万多盏灯一起驱散了黑暗,照亮了光明。

报告人:陈星

陈警官所作的报告,一经在狱内的教育频道播出后,立即引起了犯人们的热议。也或者说,他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除了让犯人们感动之外,同时也把犯人们带入了一个身临其境尽的境地,当然也给犯人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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