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灯闲看《牡丹亭》
汤显祖（1550～1616年），字义仍，号若士，江西临川人。21岁中举，因不肯阿附权贵，会试屡次不第。至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才考中进士，后升至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万历年间，江南水旱相继，汤显祖目睹民间的惨状，上《论辅臣科臣疏》，揭露赈灾官员的贪贿之行，辞意严峻，震动朝野，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后来虽然又任知县之职，但他渐渐失去了从政的热情，49岁辞官还乡，晚年主要从事戏剧创作。
汤显祖创作最早的戏剧是《紫箫记》，后来改编为《紫钗记》。其他剧作《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等，都是晚年辞官以后创作的，这四部剧作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玉茗堂四梦”也称“临川四梦”。
“临川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在这四部剧作中，《牡丹亭》是汤显祖最满意的一部作品。故事取材于话本《杜丽娘暮色还魂记》，南宋时太守杜宝的女儿杜丽娘私自游园，在梦中与素不相识的书生柳梦梅幽会，醒来后幽怀难遣，抑郁而死，埋葬在官衙的后花园。柳梦梅上京赴试时路过此地，在花园内拾得杜丽娘临终前的自画像。他观画思人，终于和杜丽娘的阴魂相会。在杜丽娘的指点下，柳梦梅挖墓开棺，杜丽娘起死回生，两人结为夫妇。后来柳梦梅考中状元，杜宝却拒不承认两人的婚事，最终由皇帝出面解决，才大团圆结局。
《牡丹亭》在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据说娄江女子俞二娘读《牡丹亭》后，哀叹自己的不幸身世，竟含恨而死；杭州女艺人商小玲演此剧时想到自己的遭遇，悲恸难禁，死在了舞台上。
《牡丹亭》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它的浪漫主义色彩，主要表现是在“梦而死”、“死而生”的幻想情节。杜丽娘所追求的爱情在当时的现实环境里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是在梦想、魂游的境界里，她终于摆脱了礼教的种种束缚，改变了一个大家闺秀的软弱性格，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例如在《惊梦》里，杜丽娘在梦里和柳梦梅相见，“真个是千般爱惜，万种温存”。又如在《冥判》里，杜丽娘还敢于向阎王殿上的判官诉说她感梦而亡的全部经过，得到判官的允许去寻找梦里的情人。作者用这些富有奇情异彩的艺术创造突出了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也表现了青年妇女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强烈追求。剧作还多采用抒情诗的手法来抒写人物内心的情感，《惊梦》、《寻梦》、《闹殇》、《冥誓》等出更多地像抒情诗，而不太像剧本。
《牡丹亭》塑造了封建社会中为了真情而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地走向人性解放的青年女子杜丽娘的形象，并以此折射出了吃人的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和压抑。杜丽娘从小得到父母的疼爱，而疼爱的方式却是竭力把她塑造成一个绝对符合于礼教规范的淑女。杜宝夫妇以自己的“爱”给予女儿以最大的压迫。杜丽娘的老师陈最良“自幼习儒”，穷酸潦倒；更可怜的是除了几句经书，他根本就不知道人生是什么；但他也不是“坏人”，他只是拿社会教导他的东西教导杜丽娘，这同样给杜丽娘以深重的压迫。作品深刻地揭示了杜丽娘所面临的对手不是某些单个人物，而是由这些人物所代表着的整个正统意识和正统社会势力。她所做的只是徒然的抗争，她在现实中的结局只能是含恨而死。显然，如果作品只是到此结束，也有相当的艺术魅力和现实意义，但作者的目的并不止于此。他通过积极的浪漫主义手法，让杜丽娘复活。这种复活，不是简单生命的复原，而是爱情意识的觉醒和胜利，也是新思想对旧思想的觉醒和胜利。作者所追求的并非情节的离奇，而是要通过离奇的情节来表现人们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意志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彻底抹杀，它终究要得到一种实现。
《牡丹亭》所热情肯定和歌颂的，就是杜丽娘那种为之生、为之死、出生入死、起死回生的天下之“至情”。将爱情强调渲染到这样的程度，也就是“爱情至上”。在明代，这是《牡丹亭》提供的具有时代色彩的新的思想，也是剧本的进步意义所在。要知道，那是一个虚伪残酷的理学统治的时代，是人的合理的生活、正常的欲望和感情遭到限制、压抑和扼杀的时代。汤显祖肯定和歌颂“情”，是为了否定和批判“理”。《牡丹亭》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主要并不是表现在要求婚姻自主上，而是表现在对于青年男女间正常的合理的爱情的肯定和对于摧残扼杀这种美好事物的封建礼教的否定上。它表达了广大被压迫妇女的强烈愿望，符合人民的要求，因而一出现就受到热烈的欢迎，得到强烈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