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从得知，当康熙知道噶礼意图弑母的时候，有没有后悔，没有早点宰了噶礼这个喂不熟的狼崽子，以至于噶礼有机会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禽兽不如的行径来。
但如果此时的胤禛，能够预知未来的话，他一定会不顾康熙的责骂，坚决砍了这个不孝子。
爱新觉罗·昭琏在《啸亭杂录》里面也记载了此事：“康熙中，两江总督噶礼，满洲人。贪婪一时，家赀巨万。尝造金丝帐以眠其母，以其母素奉佛。家畜女尼数百，而其母昵其少子，初不喜礼之所为。会礼与张清恪公伯行互相参劾，圣祖初颇右礼，乃置张公诏狱。而吴民素服张公，从行者数千人，争至畅春园代为张公请命。上益厌张之沽名，会问安于孝惠章皇后宫，礼母固后近戚，上遇之，不及避，上因询其子所为，何以与张龃龉故。其母乃言其子贪状，且言张之冤谴。上怫然曰：‘其母尚耻其行，其罪不容诛矣！’因置礼于法，而复起用张公。后其母贫窭，以织纤为生，其族之无知者，咸归怨之，时谚曰‘噶礼之母，为祸之祖’云。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噶礼这个人贪赃枉法、富可敌国。生活极其奢侈，而他的母亲素来好佛，家里供养着上百尼姑。对噶礼的所作为非常厌恶。等到噶礼和张伯行互相弹劾的案子爆发。康熙皇帝一向宠信噶礼，反而将正直无私的张伯行下狱。当地百姓却一向信服张伯行，有数千人跟着张伯行上京，到畅春园为张伯行伸冤。
康熙反倒觉得张伯行此人沽名钓誉，因此非常厌恶他。
后来康熙到太后宫中请安，正好遇到噶礼的母亲，也过来请安。便问起噶礼平日的所做作为，噶礼的母亲大公无私。直言噶礼贪婪无度，而张伯行正直无私现在被下狱问罪实在冤枉。
康熙听了噶礼母亲的说法，当场发了大火。
康熙：" 噶礼的母亲尚且把这个儿子的所作所为视为耻辱，可见他是真的罪不容诛！"
于是下旨罢免了噶礼两江总督的职务，张伯行则无罪释放官复原职。
之后噶礼的母亲生活贫困，以织纤为生，噶礼家族中很多无知之人，反倒因为这个怨恨噶礼的母亲，，散布谣言说她是招致一切灾难的源头，
于是才有了后来噶礼和他弟弟色勒奇、儿子干都将毒药放在食物中谋杀母亲的事情。
总事情闹到这一步，固然是噶礼自己丧尽天良。然而康熙作为皇帝，对自己的宠臣，一味地纵容袒护，又何尝没有在，某种程度上，给了继续为非作歹的底气呢？
噶礼是这样。此时的曹李两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曹寅以广储司员外郎之职长期主持江宁织造署事务，清朝四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直接给皇帝进呈奏折，但他身居五品时，呈送的奏折就比那些二三品的封疆大吏更多，康熙还鼓励他多多益善。
康熙四十年前后，曹寅注意到贩铜是个好买卖，就拟了一份奏折，说自己也想参与此行，可以给内务府创收，但贩铜需要大笔资金，所以想从内务府借十万两银子。康熙看过这道折子，立即准奏。随后好几家内务府世家也闻到这里面的肉香，都来抢食，争相压价竞争。曹寅贩铜逐渐亏本，他又拟写奏折，找了一个丝毫经不住推敲的借口，说自己不想干了，康熙还是当即准奏，连亏损的本钱都不追究。
康熙的一味纵容，让这些宠臣做起事情来。越来越肆无忌惮。
在任上贪赃无法自不必多说，更兼他们生活奢侈无度，
不说别人曹织造家风奢靡就是是不争的事实，胡适《红楼梦考证》里面说。他一家都爱挥霍，爱摆阔架子；讲究吃喝，讲究场面；收藏精本的书，刻行精本的书；交结文人名士，交结贵族大官，招待皇帝，至于四次五次；他们又不会理财，又不肯节省；讲究挥霍惯了，收缩不回来。
胤禛性喜节俭，对织造、盐政奢侈风俗深恶痛绝。
历史上的雍正五年，也就是曹家被抄家的前一年。曹頫接到口传谕旨
胤禛（雍正帝）：" 前织造等衙门贡献物件，其所进御用绣线黄龙袍曾（增）至九件之多，又见灯帷之上有加以彩绣为饰者，朕心深为不悦……此皆靡费于无益之地，开风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恶而不取也。"
雍正谕旨切中现实中的曹家、《红楼梦》中的贾府，尤其宁府的时弊。雍正整顿织造、盐政，也是为了纠正贵族阶层的不良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