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姐是一位正在积极接受治疗的精神病患者，这个故事是秋叶红去拜访她时听到的。
2004年，她的好朋友小童突然失踪了。当时，她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小童的失踪很诡异，肯定另有隐情。
因为小童曾经告诉大家，她的父母和爷爷奶奶在他12岁那年(1991年)突然消失了。能有多突然呢？早上小童背着书包去上学，晚上放学回来却发现举目无亲。
听他她的意思，这些年来，社区以及一些叔叔对她都有所帮助，她才能顺利地读书、毕业、工作和生活。
2004年5月24日下午4点半，那天是星期一。郑姐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天她不仅要和夜班的同事进行工作交接，同时还是周例会的日子。她在交接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被领导叫出去接了一通电话，说是小童找到了，但是已经过世了。
是在一片安置楼区里找到的。那个楼区当地人都知道，被戏称之为“火柴盒子房”。这个楼房用料很单薄，盖得四四方方的像个火柴盒子，但是一推就倒。楼道窄得一个人都硬挤着过，楼梯陡得几乎垂直。入户的门都不是常规的防盗门尺寸，而是像家里的衣柜门，单扇大小差不多。装修料根本进不去，所以从来没人住进去过。小彤就是在这儿被找到了。
这块地今年要另作他用了，人家得来看看这屋里面有没有闲散人员、流浪人士等。结果在扫屋的过程中，看见了悬挂在客厅之中的小童。
因为她没有家人，这一消息几乎是同时通知到了小童生前比较要好的几位朋友，其中就包括郑姐。
收拾遗物的时候，大家发现小童也没什么东西。房子是小童单位的公寓，她爱穿的衣服几件，两双鞋，一些贴身衣物，书本，还有一部索尼DSC数码相机和一部手机。
他们商量说就把这些东西都烧了吧。相机和手机这种东西呢，看看能不能卖。卖掉的钱可以用在她的后事上。
当时郑姐家里条件好一些，大家凑钱的时候，她就主动说：“那个我正好想买这么一部相机，这么，我多出两千块钱，这些东西就给我吧。”
其实她也是想留个念想，当然了，她可不敢让父母知道。
在深夜，郑姐独自拿起相机，回味着里面的照片。她对这部相机有很深的印象，因为在最后一次和小童他们聚会时，都是拿着这部相机一起参加的。所以，相机里应该有很多他们幸福瞬间的合影。
然而，由于摔落或者储存卡的问题，照片都是锯齿状错位的。例如，她的额头会出现在小童的左上方，而小童的手会出现在另一位朋友的下巴。
这时，手机突然震动了，吓了她一跳。郑姐拿起来一看，竟然是小童给他发的短信。短信内容很简单，只有几个字：“你看看我，我还在，幸福，一起幸福。”
别说小童现在还能不能发这个短信呢，连小童的手机都静静地躺在郑姐的床头柜上，怎么可能有人给她发消息呢？
与此同时，郑姐一只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翻着照片。突然，翻到了一张小童悬挂在客厅的照片，竟然还笑着。
她吓了一跳，赶紧想按关机键，却按在了快门上。或许是因为屋子里没开灯，感光器识别到了光线较暗，自动跳出了闪光灯。咔嚓一闪，她才看到周围有老有少、有胖有瘦、有大有小的站成了一排。小童站在中间，大家弯下腰，冲着郑姐微笑。
那一刻，她感觉自己缺氧了，嗷！的一声挣扎起来。脖子有点疼，但顾不上那么多，喊着父母就冲出了卧室跑到了客厅。
父母闻声赶了出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先把女儿护在中间，然后慢慢安抚她。他们试探性地询问是不是做噩梦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郑姐才发现自己的脖子上还搭着一条数据线，脖子都已经勒出印儿了。
父母听她断断续续地阐述完刚才的事情后，把那个手机和相机都给丢掉了。并且父亲第二天托朋友到处打听才知道，小童家的情况并非如小童所说那么简单。
小童的全家有严重的精神病史和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在他们家的墙上有一条家训，他们不约而同地给整个家庭定制了一个规则：不能使用闪光灯。一旦在夜里碰到了闪光灯，就会有一群双眼皮的人进来把他们抓走，折磨。
唯一躲避的方式就是悬挂。当双眼皮走了之后，如果你还活着，就算躲过去了。
如果按照这个规则的意思的话，小童应该是躲过了第一次，而他的其他亲人都在那一次中悬挂而去了。
可是她却没有躲过第二次。
但这毕竟是一个精神病家族意想出来的事儿。那本以为这一切也就应该就此结束了。郑姐呢也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搬出了父母家。
2008年的一个早晨，她在自己租的房子里突然被敲门带去喝茶了。原因是她经常在凌晨外出，在周围的墙上刷字(涂鸦)：双眼皮，脸俊。
监控下铁证如山，郑姐自己却毫不知情。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她接受了长期的治疗，家人和她自己都没有放弃。
郑姐后来发现，其实她晚上出去的行为是受到了他人的指使。当被问及那些人是如何指示她的时候，她只说：“他们让我出去写字，但我不确定具体写了什么。这些话只有我能听懂，其他精神病患者是无法理解的。每个精神病患者耳边说话的人，说的语言都是不同的。。。”
秋叶红很费解，专门去请教了高能人士，但人说时间过得太久了，无能为力，现在也只能是医院里面保守治疗了。
只能祝郑姐能早日康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