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发现村里有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开会特别多。那时候，上边来村里下乡的干部也特别多，而且就像走马灯一样，今天来了明天走，明天走了后天又来。这些人来了村里，白天和大家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就召开各式各样的会议，大的小的，长的短的，人多的人少的，应有尽有不一而足。吃完晚饭后，村干部站在街头，扯着嗓子大喊一声：开会啦！于是，人们一个个走出家门口往会场走去。有的人还没有吃完饭，但怕迟到了挨批评，也不管吃饱没有吃饱，就匆匆忙忙地放下饭碗往会场跑。
村民们下地干了一天活儿，晚上回来还得开两个小时的会，其实挺累的，可开会似乎比身子累重要，不想开也得开。而且，就连我们这些刚入学的小孩子也得参加开会。我们小孩子开会，主要是在会前给大家读报纸，国家发生了什么大事等等。杨树方和周艳萍的嗓门亮堂，读报纸的活儿都被他们俩承包了。我主要是帮着做记录，因为开会时往往需要与会者发言，发表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和态度。我小时候写字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做发言记录的时候最多。
村里的老百姓讲话，都是用的方言土语，有些字别说是新华字典，就是老版的康熙字典上都查不出来，故而我做的发言记录，几乎全是错别字，只不过音同字不同罢了。好在这些发言记录也不往上级交，更没有人去看，充其量就是走个过场而已。过不了几天，这些写满记录的纸张就被人们拿去糊窗户或糊簸箕用了。
会场大多的时候设在生产队长的家里。那一年，是我的一个本家叔叔当生产队长，他名叫谷占书，上过两年高小，在雁浦村里算是个文化较高的人。开会以前读报纸就是他的发明创造。起先村里开会是不读报的，人一到齐就开会，把事情议论完了就散会，很简单很利索。后来下乡的干部说，你们这样可不行，开会的时间太短了，有点敷衍了事，对开会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要多加改进，要增加会议时间，最少还要增加半个小时。然而，差不多天天晚上开会，哪有那么多的事情可议？人们就只好在会场里干坐着，等到时间一到，拍拍屁股就走人。
后来生产队长谷占书就想出一个主意来，会前先读半个小时的报纸。报纸上刊登的都是方针政策和国家大事，让乡亲们学习学习了解了解也很好，那个时候有个提法是群众也要关心国家大事，会前读报正好契合这个提法，所以谷占书的这个发明创造就一炮打响，被县里有关部门表扬了好几次，村支部还发展他入了党。
有一天晚上正在开会，我的同学杨树方刚刚读完报纸，会场门外忽然慌慌张张跑进一个人来，是民兵排长张大喜。只见他来到主持会议的生产队长谷占书耳边嘀咕了几句。
谷占书一听，脸色大变，宣布马上中止会议，让民兵们带上木枪到村街里集合。
参加会议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又不敢问，一个个都悄不言声地回了家。那个年代，人们似乎都养成了同一个习惯，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谁都不愿意当面去问，有些胆子大的人倒是可以在会后悄悄地打问一下，也是一知半解。
等民兵们在村街里集合完毕，谷占书站在队列的前面，大声宣布，同志们，现在我们要去执行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
究竟是什么任务，他没有说，只是给民兵排长下达了命令，出发！
民兵排长接到命令，也高喊了一声，目标，雁浦村北面的山顶高八千，跑步走！
一阵齐刷刷的脚步声很快消失在了村街的尽头。我和杨树方、周艳萍岁数都小，远远不够当民兵的资格，不能站在民兵的队伍里。但我和杨树方天生的好奇心强，反正晚上也闲着没有事情可做，天色尚不算太晚，就跟在民兵队伍的后面，也向村北的高八千飞跑而去。
高八千是这座山的名字，这是雁浦村边最高的一座山峰，据说有海拔八千米高，其实是夸张的说法，喜马拉雅山脉的珠穆朗玛峰海拔才八千多米，这座山怎么能有这么高？这只是村民们的一个推测而已，其实这座山只有海拔一千八百米上下。
高八千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生产队长谷占书事后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民兵排长张大喜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
民兵队伍气喘吁吁地爬上了高八千，什么也没有发现。大家在山顶歇息了片刻，只好垂头丧气地往山下走。
人们不免发起了牢骚。有的说，这叫怎么回事呢？也不说发生了什么，就让我们往山上爬，上来又一无所有，这不是白忙活一场吗？
还有的说，是不是生产队长和民兵排长故意拿我们寻开心呢？许是开会开腻了，找新鲜刺激呢！这不把我们苦了吗？
生产队长谷占书没有来高八千，但民兵排长张大喜来了，民兵队伍还是他领来的。他听到大家的议论，心里也不是滋味，就说，这件事情因为太重要，暂时还不能向大家说明。明天我们要到公社去汇报，如果公社领导同意，我们即可告诉大家。我们不是故意瞒着大家的，还请各位谅解。
这一趟折腾，等大家回到家哩，已经到了后半夜了。
第二天天亮以后，谷占书和张大喜来到公社驻地，找到武装部长董雨良，汇报了高八千上发现信号弹的情况。
原来，昨天晚上张大喜到村北的姑姑家吃饭。吃完饭出来准备去谷占书家开会，无意中扭了一下头，突然看见高八千的山顶上冒起一串红亮的火光。张大喜是民兵排长，经常到公社开会，听武装部长讲过军事课程，对军事知识懂一点，认得出这是一串红色的信号弹。
信号弹一般都用于军事方面，民用部门哪来这个东西？正好那个时期台湾的蒋介石蠢蠢欲动想反攻大陆，全国的部队和民兵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头脑里准备打仗的这根弦绷得紧紧的。村里出现了信号弹，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张大喜不敢怠慢，连忙告诉了谷占书。谷占书更是不敢怠慢，就派人到高八千搜查，意思是争取主动，先把工作做到头里，省的上级事后追查自己的责任。
公社武装部长董雨良自然也不敢怠慢，马上一级一级向上面汇报，据说最后报到了省里。省里的有关部门把事情压了下来，说，你们基层的民兵可以继续搜查，但不要把事情向外透露，以免造成群众的惊慌情绪而影响劳动和日常生活。
虽然官方一直没有正式透露信号弹的情况，但几天后雁浦村的乡亲们还是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在以后的晚上，只要天气晴朗，人们总能看到高八千上有一串串红色的信号弹升向空中，发出耀眼的光亮。
公社派了好几个下乡干部来调查信号弹的事情。他们认为是潜伏的美蒋特务在搞鬼，与台湾的蒋介石遥相呼应准备反攻大陆。下乡干部来到雁浦村搞大清查，要深挖细找暗藏的美蒋特务。这一来，事情就严重了，村民们的神经高度敏感起来。时间不长，村里就揪出了好几个“美蒋特务”。这几个人中，有个人叫张小顺，他的一个远门舅舅在国民党部队当兵，一九四九年跟着蒋介石到了台湾。这一次自然是被清查的重点，地也不让他下了，会也不让他开了，天天在队部交代问题。张小顺不知道交代什么问题，也没有问题可交代，下乡干部就不让他回家，吃饭都是老婆和孩子给他往队部送。
还有一个重点清查对象叫赵三秃。他经常到高八千一带砍柴禾。这个赵三秃生的小巧玲珑，身子极其灵活。高八千上悬崖绝壁很多，绝壁上生长着好多荆子之类的植树，是烧火的好燃料。这些地方别人身体笨拙无法去砍柴，但赵三秃身体灵便就可以去。
赵三秃既然常到高八千上去，高八千上又出现了信号弹，很容易让人把两者联系起来，于是赵三秃也被弄到队部里关押了起来。
遗憾的是张小顺和赵三秃对信号弹的事一无所知，什么也讲不出来，家也回不去，地也下不了，工分挣不上，急的直想哭。
讲不出来不行，你们讲不出来，我们就收不了场。几天后的一个夜半时分，下乡干部让几个民兵们押着张小顺和赵三秃来到高八千上，而后又派所有民兵紧随着上山。
下乡干部的认知是，张小顺和赵三秃这两个“美蒋特务”一定与高八千上的信号弹有密切联系，山上肯定有他们的同伙。把他们押上山，和同伙一见面，而后赶来的民兵就可以一拥而上，把这两处的“美蒋特务”一网打尽。
然而，还是和前几天那次一样，高八千山顶上光秃秃的，连个藏身的洞穴都没有，哪里有美蒋特务？去的时候，一个个都兴冲冲的，回来的时候，一个个又都懊恼不已，一声声的叹着气。
以后的几天夜间，村里又组织了几次搜山，依然是白忙活一场。怪呀，明明看到信号弹是在高八千山顶上升起的，可上去以后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呢？到底是谁发射的？是在哪里发射的呢？
我觉得事情很蹊跷，就对下乡干部和谷占书以及张大喜说，咱们还是不要再搜山了，高八千上不会有特务的，天天晚上折腾大半夜谁能受得了？别说天天下地的人受不了，连我们读书的人都受不了了。
下乡干部们大概也觉得有点累，就说，我们也不想再搜山了，可信号弹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真有特务被咱们粗心大意放过去了，将来上级追查下来，那咱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头上的乌纱帽戴不成还算罢了，恐怕还得蹲几年牢房呢！
我给他们出了个主意，今天晚上咱们不要开会了，找一些人早早埋伏在高八千山顶，如果特务出来立马就可以逮住他。
谷占书和张大喜说，这个主意好。你晚饭后就和杨树方去一趟，再给你派两个民兵助阵，埋伏在山顶的两侧。
我本来不愿意去，但寻思着总比做会议记录强，也想把这件怪事搞个水落石出，就答应下来。
晚饭以后，我和杨树方跟着两个民兵悄悄爬上村北的高八千上，埋伏在一块巨石后面。
夜幕渐渐地降临了。忽然，一串串耀眼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我们赶紧从巨石后面跑了出来，那两个民兵挥舞着木枪高声喊着，你们是谁？藏在哪里？赶紧出来，不然就开枪了！
呐喊了半天也没有人搭理我们。我一看，信号弹的位置不在这座山上而是还在北边，从雁浦村看似乎是在这座山上，其实这是一种错觉。而再往北边就属于其他县域之内了。
回到村里，我们把情况向下乡干部做了汇报。他们思忖了片刻说，既然信号弹不是在咱们村里放的，按说就可以不管它了。可如果真是特务捣乱不管也不行。这样吧，你们辛苦一下，利用星期日跟着民兵到北边那个县靠近我们这边的几个村子查一查，顺便也给那里的民兵们提个醒，让他们提高警惕，不能美蒋特务漏了网。
你说这些下乡干部的警惕性多高！星期天，我和杨树方又跟着两个民兵来到北边那个县的几个村询问了很多的人。村民们说，我们也经常看到后面的山上放红色信号弹，民兵们也上山搜查过，结果和你们一样，什么也没有查到，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既然他们也查不出个究竟来，那我们还在这里费什么劲？于是，几个人只好打道回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