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三天假期，祁同伟赶在早上八点上班前，乘坐最早一趟乡镇小巴回到了红山乡。
昨天没敢和李达康开口，调动工作的事情，只能寄希望于乡党委书记郑华军了。
祁同伟先说服了所长杨振民，又拉着他来到了郑华军的办公室。
郑华军五十岁左右，皮肤黝黑，在红山乡工作了几十年，从办事员一路干到党委书记，是个正宗的本地干部，得知祁同伟的来意之后，不由大吃一惊。
要知道乡政府的工作又苦又累，吃力还不讨好，反观司法所，不但清闲，每个月还有额外一百块钱的司法补贴。
全乡上下，不知有多少人嫉妒祁同伟，可他居然放着这么好的的差事不干，硬要调过来吃苦头，是不是脑袋被门夹了?
“小祁，你真的确定？”
“郑书记，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决定。”祁同伟斩钉截铁地回道。
郑华军沉吟了一会，说道：“小祁，你是名校毕业的高学历人才，愿意主动调到乡政府工作，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但这事其实并不好办。
司法所名义上归乡政府管，但也仅仅是名义，实际上你们属于政法系统，由县司法局垂直领导，我单方面做不了这个主。”
祁同伟早有准备，为了达到目的，开始扯虎皮拉大旗：“郑书记，您说的我明白，我请假三天去京州，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这一趟，我跑了不少单位，见了一些组织上的领导，包括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梁群峰和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高育良，他们都很支持我的想法。”
说到这里，还故意压低声音：“郑书记，我给你透露一个内部消息，高育良是我念大学的老师，我们之间关系非常好，再过几个月，他就会调到岩台市委工作。”
话音刚落，郑华军就正了正身子，表情也明显庄重起来。
目前整个红山乡政府，不包括祁同伟的话，一共只有三个年轻大学生，都是毕业于普通院校的大专生。
而祁同伟毕业的汉东大学政法系是公认的干部摇篮，更何况他还是学生会主席，研究生学历，按理说根本就不该来这里。
现在看来，既然祁同伟有那么多的关系，甚至能和省委主要领导说上话，他到红山乡干嘛来了，还用说吗？
问题在于，他在司法所待的好好的，为啥非得调过来，难道是觉得闲得慌，想干点实际工作，捞点政绩给上面的领导看？
念及于此，郑华军便试探性的问道：“小祁，我原则上同意你调过来，具体想到哪个科室，想好了没有？”
“梁书记和高主任的意思是，我既然要调，干脆就别待在乡政府了，直接调到最穷最落后的地方当驻村干部，踏踏实实去锻炼。”祁同伟继续忽悠。
郑华军点点头，嘴上说道：“那是，越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嘛。”
但心里想的却是：越落后的地方，越容易出成绩吧？
“杨所，我们乡哪个村最穷？”祁同伟觉得差不多了，转头问杨振民。
“应该是紫溪村吧。”杨振民回道。
“那我就去紫溪村好了，郑书记您觉得呢？”
“紫溪村不行。”郑华军想都没想，就直接否决了。
“那里的条件太恶劣了，组织涣散，民风刁蛮，而且交通和通讯也极其不方便，你一个人过去，要是出了什么意外，上面追究下来，我可担待不起。”
祁同伟听了，非但没有知难而退，反而坚定了这个想法：“郑书记，那样的话，我更应该去了。”
“组织涣散，我是党员，可以帮忙整顿建设，民风刁蛮，我是学法律的，可以去宣传普法，提高群众素质。
至于经济条件差，交通和通讯不便，说白了就是穷，我去了以后，会想尽一切办法，带领村民们致富。”
郑华军和杨振民对视了一下，祁同伟说的挺好，但在他们看来，这只是年轻人天真的理想主义，根本不切实际。
真要有那么容易的话，紫溪村的面貌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一阵嘈杂声，郑华军灵光一闪，来了主意，指着窗外说道：
“小祁，你先不要急着做决定，说来也巧，今天刘彬副乡长要带人去紫溪村办事，要不然，你也跟着过去，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再说。”
祁同伟走到窗前往下看了一眼，只见院子里聚集了七八个乡政府工作人员，各个办公室的人都有，且都是青壮年男子。
“这么多人，去办什么事？”
“紫溪村有户村民，不仅自己拖欠三提五统，而且还鼓动其他人一起抗缴，影响极其恶劣，乡里已经开会决定，今天过去，对他进行强制征收。”
“三提五统？”祁同伟觉得有点耳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不会吧小祁，你到乡里也快一年了，连提留统筹都不知道？”郑华军有些诧异，心里甚至起了一丝轻视。
唉，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小子大概是书读的太多，办公室坐的太久，一点也不接地气。
就这样，还想凭借一己之力改变紫溪村的落后面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原来是这个。”祁同伟顿时恍然大悟，提留统筹的名气如此之大，他上辈子又是在财政局上班，怎么可能不知道。
只不过他参加工作那会，提留统筹已经正式取消，成为了历史档案，没有亲自接触的机会，加上郑华军说的三提五统是俗称，所以一时没反应过来。
所谓的提留统筹，指的是村提留和乡（镇）统筹。
村提留有三项，分别是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乡（镇）统筹有五项，分别是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优抚费和交通建设费。
这些收费项目，是八九十年代乡（镇）村两级政府最核心的财源。
刚开始，基层政府还能遵守上面的规定，提留统筹的征收比例不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农民能够承受的起，并没有太大意见。
但是，从94年开始，这一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