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当天恰逢鼎丰公社赶场，我到爸爸所在的高头医院去吃午饭。
高头医院有一个小食堂，伙食比学校里面要好一些，爸爸就叫我每天中午去医院里面吃饭。
我到了医院，还没开始吃饭呢，就看到街道上人头攒动。
一群人从高头供销社的门前朝着医院前面的这个三角地涌了过来，口里高声喊着：
“打死他们！”
“打死他们！”
“打死他们！打死他们！”
“看这些贼娃子还敢不敢来我们公社偷东西！”
两个男人弯腰驼背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的双手被人用抬石头的纤绳绑在身后。
几个身材壮实的人押着他俩，后面跟了一大群愤怒的农民。
小孩子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凑到前面去看热闹。
“这两个人哪闷了？”
“他们偷了啥子东西嘛？”
“哦哟，你还不晓得噻？”
“这两个贼娃子凶得很哟（厉害得很）。”
“趁今天赶场，大家都不在家里的时候，他们撬开底下医院边上那个康泽安家的门，把他们家里的电视机背起来就往坡上跑！”
“这闷凶呀？我们整个公社还没得几家人买得起电视机呢。”
“就是呀，今年才八几年嘛？康泽安他们一家人在外头做生意还是赚了点钱哟！”
“别个赚了钱嘛是别个的噻！这两个贼娃子去偷别个屋头的电视机，哪闷不遭挨打嘛！”
“我听到他们讲，要不是康泽安回家去拿东西，今天这个电视机就遭偷起跑嘎了。”
我听了大半天，才搞清楚这两个人是偷电视机的盗贼。
这些人正押着他俩游街，已经从底下医院那边一直游到高头医院这里来了。
鼎丰公社只有一条由北向南、由低往高、蜿蜒爬升的狭窄街道。
差不多一公里长的街道串起了中心校、乡政府、畜牧站、底下医院、油库、屠宰场、打米厂、底下供销社、信用社、榨油厂、农机站、底下粮站、高头供销社、高头粮站、高头医院、敬老院这些大大小小的吃国家粮的单位。
街道两旁还时不时地立着一些农民的房子，这些房子跟国家单位的房子紧紧地挨在一起。
他们这些住在街上的农民，在农忙时节就下地去干活；
农闲的时候就在家门口摆个小摊，挣点小钱。
稍微有点家底的还在堂屋里摆上几张桌子，开个茶馆；
为四里八乡热衷于“三缺一”革命工作的同志们，提供一个根据地。
这条街道的地势北低南高，中间有两个比较大的陡坡。
一个在油库边上，一个在底下粮站这边。遇到下雨天，车子在这两个地方都要打滑。
货车司机每次都不得不请附近的农民来帮忙推车，才能开得上去。
当然车子开上去以后，司机都会把车停好，下车来给每个人都发一支香烟，表示对他们的感谢。
每逢赶场天，狭窄的街道都被挤得水泄不通。
为了方便农民们交粮、购物和看病，八十年代初，公社又在靠南面、地势较高的街道两旁陆续修建了新的粮站、新的供销社和新的卫生院。
于是大家就喊新建的这几个单位为高头粮站、高头供销社和高头医院，原来老的地方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底下粮站、底下供销社和底下医院。
这时，汹涌的人群来到了高头医院斜前方的那块空地上，抬头就可以看见高头粮站围墙外的那棵巨大的黄葛树。
“跪下去！”
负责拉纤绳的人命令这两个盗贼跪到地上去。
这两个贼娃子一个是中年人，一个还很年轻。
两个人都硬气得很，扭着身子就是不跪。
有些人跑到前面去踢他们的腿，有些胆子大的小孩从地上捡起石块，朝他们扔过去。
“跪倒起！跪倒起！”
人群中的喊叫声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