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搬进城不久，阿云也在我旁边买了块宅地基，就等江南的梅雨季节过了以后马上动工。
就像当年去广东去赶打工潮一样，我们又赶上了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第一波！
虽然，国家提出的“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是2007年，但扩大县城的城建规模也是那些年空降到县里担任县委书记的为政思路之一，也是个人政绩工程的彰显；于是，拓宽老县城的主干道、在县城周边划定私人住宅区，允许私人建房；于是，城郊的大片良田被一些有钱人买回来后开始修楼建院，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县里政府职能部门和各局任职多年的科级官员，也就在县城的东郊出现了“官府村”！
这些人的政策预见性居然比国家的政策研究高层智囊人士提前了2年！
牛逼吧！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验证，当年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逼着亿万农村人换鞋弃靴、洗脚更衣地懵懂进城，帮助他们实现了“我也是城里人”的世代梦想；虽然造就了表面的繁华，但也衍生出了很多的后遗症！
现代的城市化文明已是璀璨夺目，然而，在一味的追求“GDP”的思潮之下，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将西方国家的改革经验“拿来”的专家们将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解读成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股！
他们是逼着农民朋友进城消费啊！
于是，几亿农民在当地政府的催助下成了蹩脚的“城里人”！
国家的经济增长靠农民长期使用的土地“农转商”后卖给开发商来充实着“GDP”的数据，再用这些钱大搞城镇基层建设，进行简单而粗放的城镇扩张，恨不得要将十亿农民全部都穿上“城里人”的霓裳！
很早就读过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这古老的寓言故事，却成为了当今社会的真实版本！
现在，地方政府都关注着土地，银行关注着土地，与银行沆瀣一气的地产开发商更是关注着土地！
有多少眼睛又在关注“人”呢？
试问专家：依靠传统农业立足于世界之林的泱怏大国，农民占据了4/5以上的人口，他们靠土地的简单种植积攒的传统农耕本能岂能支撑起一个以“消费”为主流的社会？
你们是瞄准了他们在城里靠卖苦力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的血汗啦！
刺激他们，有用吗？
这是对进城农民有限资本的新型掠夺！
他们，可以用汗水去帮助建造城市文明，却改变不了城市的文化；而没有文化底蕴的城镇，“文明”又能光鲜多久？！
实质上，他们的身份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只是协助构建了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三元社会”：城镇居民、农民、农民工！
他们，其实就是城市里的“新型贫民”！
乐极生悲！这是自古名训！
一轮狂喜，让他们丢掉了祖辈们生息的土地，废弃了父辈的老屋，进城后又没有稳定的工作，只能继续打工，继续在城里做游荡的魂！
恰似前清时期的裹脚小女人，整日步履蹒跚在城市的钢筋水泥结构的森林里！
而在城市的边缘拔地而起的遍地商住楼群成为了他们永远的痛！
优秀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到了城里，导致教育成本像芝麻梗上的苞节，一年高过一年；而在赶潮进城的环境中长大的当下年轻人，又拉起了“恐婚”的巨幅帷幕；父辈们挥汗建起来的商住高楼，自己只有羡慕的份，没有居住的资格！
孩子的教育成本、房子的终身按揭，都是让他们产生“恐婚”的心理的根源！
试想：就连自己在城里活下去都深感艰难万分，哪还有“结婚生子、传承后人”的“非分“之念与奢求！
我进村委会之前，是阿云帮我推了思想的上坡，但对我此次的离职，他没有持反对的意见，因为，他也跟我一样地深切感受到了做农村基层干部工作的憋气！
“狗日的！要是早晓得替村民做点实事都还要倒贴，老子就不该接这个靶！辉哥！等到今年底，我也学你一样甩锅，还搞个卵呐！一点意思都没有！”阿云借着酒兴发起了牢骚。
在我的城里新居，阿云自然成了我家的常客；而他的儿子，也送进了县城里的一所完全小学读一年级，在城里租了一套房子，湘湘成了专职陪读。
我与阿云去村里混的初衷，并不是想给祖上长脸，都是想尽自己的能力去带留守的村民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增加一点收入；凭我们兄弟俩当时的经济条件，就是跟那些“闲人”一样天天去坐茶馆也能很悠闲地混到寿终！
阿云村里还有书记，不像我在村里独扛大旗，所以，他的工作要比我轻松得多；只是他们村里的可生钱的资源不多，除了一些水田和旱地，剩下的都是些栽种的没有多少经济价值泡桐树木的丘陵；这些树木，原本是供村民们做饭用的柴火，在基本上都改烧燃煤后，村民也就不再上山砍划，导致漫山遍野的都是杂树繁枝；以前，还有不少的茶树林，因土壤的酸性渐渐加重，茶树也开始老化，都是二十年以上的树龄，果结得越来越少，产油率越来越低，村民也就懒得再去打理，全靠天收。
我不想再聊村里的一些事，不在其位，也就不谋其政；便跟阿云聊起了进城后的打算。
“辉哥！下一步想好了赚钱的路子么？还是跟以前一样帮媛媛医生打下手吗？”
“去诊所帮忙就不想了，家里的生意不比在惠州，请一个护士做帮手足够了！先休息一段时间，看看再说吧！”
说心里话，自打进城后，我的眼前是一片迷茫，真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虽然，外出打工的人多，带动了家里的经济和消费，但县城里的店面生意五花八门，行业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稍不留意，几十、上百万的投资就要打水漂；所以，媛媛也不赞成我在县城投资。
我已迈进中年的门坎，也过了冲动的季节；上有四位老人，下有两个孩子，虽是近乎完美的家庭，但自己所承载的责任与义务也不小；再跑出去闯荡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只能蜷缩在家里寻找机会，只要不坐吃山空就行！
这就是典型的进城农民的迷茫心态！
而这期间，很多次都梦见过司令和沁妈妈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面容，二老笑而不答的神情中仿佛也是对我迷茫之心的无声安慰！
在县城里，曹局长是我唯一亲近的长辈；在一次请他去阿云的老家吃野味的机会，他跟我聊起了可以用私家车跑客的生意；那时候，一些单位的干部经常下乡或是去市里办事，而单位的车根本就不够安排，有些干部又不愿意坐班车去，导致办事效益很低，只得花钱请私家车代劳。
还说，只要我愿意，他可以帮我联系几个单位，做他们的专职跑腿车。
这个建议不错！
既找到了赚钱的门路，又可以照顾到家里，两全其美！
那时候，小县城里有私家车的人并不多；于是，我又成了县城里最早、也是为数不多的私家车跑腿客！
到年底的时候，阿云还是辞掉了村长的工作，搬到县城的新居后，也加入到了“私家车跑客”的行列！
虽然，每月的收入只有六、七千，但在小县城里也不算少了；关键是能够带着一家老小在陌生的环境中很快乐而充实地生活下来，也算是老天的恩赐！
我跟阿云经历了十多年的激情燃烧岁月后，终于带着自己的家眷在小县城里安定了下来；既是邻居，也是同行！
也许，这就是上天早已安排好的我跟阿云兄弟俩的最后归宿吧！
只是，我的两个孩子跟着媛媛上的是城镇户口，而我跟阿云一家则依然是农村户口的“城里人”！
直到全国性的户籍改革，取消农村与城市户口，全部都是以“居民”据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