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桥西去连接的也是一条大水渠，因为桥西头南侧有一座电灌站。而这桥西头北侧大水渠之下就是三角圩中学了。
隔着那条大水渠，三角圩中学的前边还有一条河，这条河是贯通三角圩人民公社东西的中心河，西去与斗龙河交汇的紫曹大河，东达与204国道并行的串场河。
赵家舍那唯一的一条南北向大街北头就终结于这条中心河，其标志就是中学河上的水泥大拱桥。
三角圩中学的小农场就在学校的西侧，是赵家舍大队划拨过来的几块农田。其校办工厂则开设在桥东中心河之北的农具厂里边。
三角圩中学有自己独立的食堂，因为有住宿生，也有比三角圩小学更比保卫小学多得多的教职工。只是离家五六里路的刘巧英没有住宿：用不着也舍不得花这份钱。
但刘巧英还是要比在三角圩小学更多地留在学校里吃午饭。一者因为在学校大灶蒸饭更方便，二者因为高中的课程毕竟比初中多得多，作业量不一样，而农村学生，是不能指望回到家里还能安静学习的。
更主要的是，学校里时不时的还要安排刘巧英在校实践。
进学校食堂帮厨，择菜，淘米，还得等到午饭后洗碗、打扫，这就需要在校吃午饭。
到校办工厂帮工，用机床轧汽水、啤酒瓶盖，学工人阶级加班加点，这也得自己带饭吃。
去学校小农场义务劳动，听不到的课靠自学，又不甘心不完成与其他同学同样多的作业，这就更得在学校吃午饭抢时间。
开门办学更讲究“请进来，走出去”。
请进来，就是请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请进来的人，有人做学校领导，参与学校管理，有人走进课堂，手把手教刘巧英这些农村学生柴油发电机的原理、电灯泡的安装、广播喇叭的维修，这些让农村户口学生的刘巧英们兴味盎然，但他们也教刘巧英这些星期天早就出惯了大寨工的农村学生认识棉花、水稻和大麦，区别韭菜和小麦，这些就让刘巧英们感觉怪怪的，尴尬得常常忍不住要相互取笑。
走出去，则走向工厂，走向农村，走进千家万户，到农业生产实践中体验生活，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劳动中学习、增长才干。
收黄豆，拾棉花，甚至做小学生才做的拾麦穗、拾稻穗，那是哪个大队哪个生产队需要就能拉得出、打得响的支农战斗，扛着红旗、唱着歌儿，一路逶迤而去，完成光荣任务之后，再扛着红旗、唱着歌儿，一路逶迤而回。这是抢收抢种式打短工。
更有安营扎寨式的做长工，每学期少不了一两次。
扛着自家打好的背包，带着被褥，带着衣物，带着自家的口粮，一句话，带上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当然也背着书包，带着书本，整个班级甚至整个年级，浩浩荡荡，开进某个生产队，如果被集体安排在生产队大仓库了，就立马打地铺，垒锅灶，摆足长期作战的架势。如果被分散安排进各家各户，则奔东家，投西家，因为不用打地铺，垒锅灶，就立马抱草送灶膛，担水倒水缸，造足了学生社员一家亲的气氛。
这就是每次少不了十天半个月的“三同”了：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如此“三同”，刘巧英当然毫不畏惧了，对农村学生而言，与自家生活相比，只不过换成了陌生的乡亲，换成了不熟悉的田头，而所有农活，已经高中生了的农村人，本来节假日就做惯了大寨工，哪一样都不见得能比社员们差多少。
但刘巧英所在的班级，有知青老师，有下放干部老师，更有下放户子女同学，他们有男有女，他们本来都是城里人，而且都是来自于大城市，单是这地铺，单是这土坯或者砖块垒起的灶台，就要让他们眼泪汪汪了。
这“三同”，对城里人而言，绝对是一种大考验，绝对是一种值得诅咒的大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