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步走到维克托面前，麦基宁朝着维克托伸出手，说道：“斯德哥尔摩那边有了最新的消息，该国议会的左翼党阵营和右翼党阵营，已经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古斯塔夫·斯帕勒的立场得到了议会多数派的赞同，相关的政策实施，将在此后几个月内缓步展开。”
维克托同对方握了握手，笑着说道：“这对我们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了。”
“对中国人来说，这似乎更是一个好消息，”麦基宁耸耸肩，笑道。
古斯塔夫·斯帕勒就是瑞典现任的首相，在此之前，根据情报委员会获得的情报显示，瑞典时任的外交大臣奥斯丁·安登在三月份的时候，向内阁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全面分析了中国内战的形势和基本走向，认为国民政府的败亡以及共产党人的胜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因此，他建议内阁迅速修改对华政策，以争取斯德哥尔摩与北平在未来双边关系中的更多主动。
三月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友党的中央机构从西柏坡迁入北平的时候，同时，也是平津、淮海战役胜利收尾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中国政治局势的走向已经非常明显了，即便是北平政府不思进取，国共双方也只能落个划江而治的局面，换句话说，曾经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国民政府，已经完全失去对大陆局势的掌控了，即便是有来自美国的大力支持，南京也改变不了被动局面了。
安登在三月份的时候提交了秘密报告，但对于瑞典这样一个国家来说，要想让相关的政策做出改变，显然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议会需要对相关政策进行讨论、投票，再经过一番复杂的交涉之后，才能拿出一个最终的方案来。说实话，安登在三月份提交了报告，最终的讨论结果能够在四月份敲定，已经是非常有效率的一件事了，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瑞典政坛的左右两派，其实都对美国大举进入欧洲，并拉拢西欧国家组建北约这一举措的不满。
瑞典距离中国太远了，以中国目前的整体实力，显然是无法对瑞典的国家利益形成任何影响的，因此，瑞典人过度关注中国问题的做法，明显是不合常理的，唯一说得过去的一个理由，就是斯德哥尔摩希望借助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来正面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同时，也是对苏联的示好。
现如今，在中国的战场上，中国友党所发起的渡江战役，已经收获了前期的巨大胜利，国民政府的长江防线在对手的进攻下如同纸糊的一般，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便全线崩溃了，当前，中国友党所指挥的部队，正在快速向南京方向推进，与此同时，友党领导人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其所属的部队，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武装力量，以解放全中国。
在这种情势下，谁都知道国民政府已经是走到穷途末路了，斯德哥尔摩在这个时候达成在中国问题上的统一意见，也不是多么难以想象的事情。
向维克托简单介绍了一下斯德哥尔摩传回来的最新情报，麦基宁才将情报的原本递过来，并说道：“与情报分析部门此前所做处的分析一致，奥斯丁·安登的确对美国抱有很大的恶感，由此，他也对美国所支持的中国国民政府颇为反感，他在提交最近写给高罗士的信函中，甚至采用了北平对国民政府的称呼方式。”
“哦？”维克托翻看着文件的原件，轻笑着哼了一声。
高罗士就是指的瑞典现任的驻华大使伊凡·高罗士，当然，他这个驻华大使是驻南京的大使，也就是派驻在国民政府那一边的大使。至于说北平方面对国民政府的称呼，显然就是“国民党反动派”了，作为瑞典现任的外交大臣，奥斯丁·安登在信函中用“国民党反动派”这个词来称呼国民政府，其立场如何自然是清晰可见的了。
情报的原本是由数封信组成的，其中既有安登写给首相古斯塔夫·斯帕勒的信，也有安登与高罗士之间的往来通信，而且，后两者之间的通信占据着绝大多数。
结合信件书写的日期和内容，不难看出一点，那就是从三月份开始，作为瑞典外交大臣的安登，便要求高罗士尝试着与北平方面建立联系，询问斯德哥尔摩与北平建交的可能性，而在两人往来的最后一封信中，高罗士提到，北平方面已经对两国建交的问题给出了答复：只要斯德哥尔摩与南京断绝了外交关系，北平便愿意同瑞典讨论建交的问题。
在维克托前世的时候，从二战结束一直到二十世纪末苏联解体之前，瑞典与中国的关系都是相当不错的，但是，等到苏联一解体，斯德哥尔摩的外交政策便开始逐渐发生变化，而到了维克托重生前夕，瑞典与中国的关系几乎是降到了冰点，瑞典国内的反华情绪高涨，其政府的外交立场，也是以反华为主的。
在维克托看来，瑞典的对华政策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归根结底就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没有了来自苏联的威胁，瑞典在地缘政治利益问题上，就根本不用考虑中国的立场了，再加上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被斯德哥尔摩看作是对欧洲的“入侵”，因此，双边关系趋于冷淡，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第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瑞典人引以为傲的大型企业集团，无一例外的受到了中国企业的挑战。不管是华为在5G领域对爱立信的碾压，还是吉利对沃尔沃的收购，亦或是海尔将伊拉克斯踹下全球排行老大的宝座，都等于是在踩瑞典人的脸。有这两个因素摆在面前，瑞典与中国的关系自然好不到哪去。
不过，未来瑞典与中国的关系，显然不是如今的维克托所应该考虑的问题，因此，有关的念头只是在他的脑子里转了转，很快便被他丢到一边去了。
将手中的文件合起来，交还给麦基宁，维克托笑着问道：“对啦，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同志与那个埃克达尔......埃克达尔......”
“埃克达尔·斯文松，”意识到维克托很可能是忘记了对方的名字，麦基宁急忙提示道。
“对，埃克达尔·斯文松，”维克托点点头，说道，“爱立信公司的副总裁，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同志与他谈的怎么样了？”
维克托口中所说的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同志，是沃罗涅日通信研究所的负责人，同时，也是联盟“ЛК”项目的主要技术领导者，在过去的四年时间里，他所领导的技术研发小组，借助着对外情报局从贝尔实验室获得的技术情报，研发出了一款代号为“ЛК-1”的移动电话。
毫不客气的说，这就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移动电话，尽管它的块头很大，和一台移动步话机差不多，但从通讯方式上定义的话，它就是真正的移动电话，其信号的传输依托于通信基站，且信号的有效传输距离可以达到近百公里。
当然，早在三年前，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就搞出了一部基于移动步话机技术的移动电话，但那东西的块头大的......必须用专门的车辆来运输，它根本不可能得到实际应用，而“ЛК-1”移动电话尽管块头也很大，但却可以安装在汽车上，作为车载移动电话来使用。
当下，莫斯科国家通信专业设计院已经做好了立项，他们将与高尔基机械设备厂合作，在莫斯科市区范围内建立三个通信基站，以实现移动电话信号对莫斯科市区的全覆盖，随后，高尔基机械设备厂将会对联盟中央部委的车辆做修改，给每辆车上加装移动电话，以方便中央领导们出行的通讯联系。
有关“ЛК-1”移动电话成功研发的信息，联盟并没有做任何隐瞒，因此，瑞典方面很快便得到相关的消息，作为一家通信公司，爱立信对这项技术非常感兴趣，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该公司的谈判代表一直在尝试着与联盟达成协议，获得这项技术的相关数据。
必须承认的是，在对待新兴技术的问题上，联盟一直以来在态度上都是存在问题的，用最简单的话来形容，就是除了与军事相关的新兴技术，联盟对各领域的新技术都不是特别的重视，尤其是在新技术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这一方面，联盟始终没有充分的认识。
比如说李森科的那个“春化法”，尽管这种育种方法根本谈不上多么有效，但作为一项新技术，相关部门就那么堂而皇之的将各种技术要点都刊登在了农业杂志上，既不担心别人借鉴，也没有申请专利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