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了，”面对维克托提出的问题，瓦连卡似乎是才想到什么，他抬手在脑门上拍了拍，随口说了一句，转身就朝门口的方向跑过去，在出门的那一瞬间，他才解释道，“格鲁沙科夫同志给了我一份文件，我忘到车上了……”
看着这家伙慌手慌脚的出门而去，维克托无奈的摇摇头，做一名司机，瓦连卡这家伙倒是够格，但是如果要做一名秘书的话，他还真不是那么块料子，主要是这家伙总是粗心大意，做事毛手毛脚、丢三落四的。
在维克托的观念中，瓦连卡不可能永远留在他的身边做一名司机，或早或晚的，小伙子总归是要脱离开他，自己去做一番事业的。另外，如今的瓦连卡已经是大尉了，再过上两年，他总归是要在军衔上继续提升的，到时候他成了一名校级军官，难道还能继续留在自己身边，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司机？
这件事，维克托过去也同瓦连卡谈过不止一次了，他希望这个从自己重生之初就跟在自己身边的小伙子，能够找到一个他想去的地方，到时候维克托宁可以权谋私一次，也得想办法把事情办成了。但可惜的是，这家伙总是那么没心没肺的，每次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都说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对现在的工作也非常满意……
好吧，如今的瓦连卡还是太年轻了，或许再过两年，等他再成熟一点了，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和观点了。
风风火火的出门而去，瓦连卡很快又风风火火的跑了回来，当他再次进入棚屋的时候，手上便多了一个黑色的皮制公文包，这种公文包是制式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专用，公文包上有红色的盾牌匕首徽标。
“格鲁沙科夫同志很谨慎，”重新回到铁皮桶旁边，瓦连卡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文件袋，递到维克托面前的同时，说道，“他约我见面的地方，是伊尔门湖岸边的一处农庄废墟，据他自己说，他目前在列宁格勒的委员部内没有发言权，而且，阿塞尼?瓦先科不仅不信任他，还一直在将他边缘化。”
阿塞尼?瓦先科，全名应该是阿塞尼?阿尔谢耶维奇?瓦先科，1903年出生于奥尔仲尼启泽，曾经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担任职务，战争爆发初期，在内卫第13步兵师担任副师长，也正是这个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步兵师，在苏拉河南岸的罗姆尼镇，将古德里安指挥的装甲集团阻挡了三天，从而为西南方面军的大批部队赢得了生机。
也就是在那一战中，瓦先科右腿小腿受伤，最终不得不做了截肢手术，并由此退出了一线作战部队。随后，他转调到列宁格勒，成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的二把手，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家的时候，他又转调到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并成为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的负责人。
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主席团中，瓦先科便是由日丹诺夫推荐进去的副主席，当然，这也是惯例。
对于瓦先科这个人，说实话，维克托是抱有一定好感的，他曾经与瓦先科见过面，打过交道，在他看来，这个因战争而留下终身残疾的家伙，是个性格很豪爽、很乐观的人，他言辞幽默，待人和蔼，但在工作上又非常的认真，可以负责任的说，此人就是个标准地道的布尔什维克党员。
但无奈的是，维克托自己对瓦先科抱有好感是没用的，两人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这就意味着他们不是一路人。
从瓦连卡手中接过那份文件袋，维克托将它摊放在膝盖上，一边将文件袋上的绳扣解开，一边对瓦连卡说道：“多加两根柴，让火旺一点。还有，把门上那个缝隙堵一下。”
瓦连卡回头朝门口的方向看了一眼，随后起身忙碌起来。
维克托将文件袋里的一摞文件取出来，从第一页开始翻看。
别看格鲁沙科夫只是列宁格勒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第二把手，可他在列宁格勒呆的时间，却要比瓦先科更长一些，说的更具体一些，他从1932年开始，就已经在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了。
维克托查看过格鲁沙科夫的个人档案，因此，知道这个人曾经参与过基洛夫案件的调查，而且他的第一笔政治资本，就是在办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捞到手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维克托对格鲁沙科夫的观感不太好，但不可否认的是，此人在工作上还是很有一套的。
就从手中的这份文件看，它显然是格鲁沙科夫自己整理归纳的，文件中记录的信息从1941年11月开始，一直到1943年1月份终止。整份文件按照时间排序，每一个记录所涉及到的人物、事件概要以及证据、证物等等，都以附件的形式添加在了文件最后。
维克托喜欢工作仔细认真、有条不紊的人，如果格鲁沙科夫在他的手下，哪怕是对方的人品不太好，他也会给予重用的。
这份文件维克托看得很仔细，以至于当瓦连卡将房门上的缝隙堵住，重新回到铁皮桶旁边的时候，他都没有察觉到。
文件中的第一条记录，时间是1941年11月27号，记录的内容，涉及到了列宁格勒住房与公共服务委员会。
只看记录的时间，维克托就能想到，这条记录创建的时候，正好是列宁格勒被围困的时期，就维克托所知，当年的11月20号，列宁格勒的居民面包供应量达到了最低线，一般的职员和女人、儿童，每天的面包供应量只有125克。
文件的记录显示，就是在这一天，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主席伊戈尔?科尔扎科夫在内的，瓦西里耶大岛区住房与公共服务委员会的14名职员，原因是这些人利用职权便利参与投机行为。
在被围困期间，列宁格勒实施的是实物配给制，而每天负责基本粮食分配工作的，就是住房与公共服务委员会。科尔扎科夫这些人便利用这项职权，将原本应该分发给区内居民的面包中扣除一定份额。
最初，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和家人的需要，但是随着物资越来越紧张，食品的短缺程度越来越高，那些家庭条件还不错的居民，为了能够填饱肚子，开始用金钱、首饰等所有值钱的东西兑换面包。
科尔扎科夫这些人从中发现了“商机”，他们按捺不住心中的贪欲，开始用偷窃得来的面包，换取那些值钱的东西。
结果不言而喻，他们的行为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察觉到了，并很快将他们一网打尽。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在列宁格勒大围困期间，整个城市的主要氛围还是积极向上的，可歌可泣的事件数不胜数，但在这些光明的背后，总归还是存在一些罪恶的，而格鲁沙科夫提交的这份文件上，记录的就是这些黑暗面的东西。
科尔扎科夫等14人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他们于当年的11月27日被捕，四天后便被拉到小涅瓦河边枪决了，不仅如此，他们的家人还被取消了一切食品供应。
而文件中记录的第二个案件，则是发生在1941年的12月13日，其中涉及到的部门是列宁格勒波普科夫城市产业部，该部门的主任米哈伊尔?伊戈纳舍维奇联合本部门的23名职员，通过伪造各种文件，包括食品供应卡、购物卷、军人证等等，帮助一部分官员亲属、子弟逃脱兵役和劳务，并骗取和交换各种稀缺物资。
这些人的造假行为从六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份，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非法物资，多达十七吨之多，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冲进伊戈纳舍维奇家中的时候，他的地下室里还囤积着满满的一房间食物，其中仅仅是巧克力就有将近四十俄磅，差不多二十公斤。
看完第二个案件的记录，维克托的眉头紧紧攒了起来，他将膝盖上的文件合上，伸着双手凑到铁皮桶边上，一边烤着火，一边思索着格鲁沙科夫给他送来的这个麻烦。
的确，这份文件确实是个麻烦。
且不说记录中的第一个案件，就说这第二个案件。
这个案子绝对是个大案，而根据记录最终显示的结果，当时的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只是将包括伊戈纳舍维奇在内的24个人抓捕起来了，而后续的侦查却没有任何记录。
类似这样的案子，侦办到这种程度就算结束了吗？毫无疑问，如果是斯大林同志看到这个记录的话，估计能被气疯了，不说别的，那些利用假证件为亲属、孩子逃脱兵役和劳务的人都有谁，内务人民委员部不该查出来吗？
可若是这个案子抓着不放，其最终会牵涉到多少人，恐怕谁也不好判断，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它甚至会在列宁格勒的官场上，引发一场大地震都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