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春秋》到《史记》（上：秦晋之好不靠普）
碎片化信息，拯救了人们的信息恐慌和时间空窗，更拯救了在接受陌生的、难度较高的知识体系时，突破舒适区时的压力和恐惧。
在历史信息面前，人们尤其会感到兴趣和接受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缝。于是，通过碎片化人物和故事，或者热点专题进入历史学习，成为普遍现象。
俗话说，学多学少无所谓，有学就比没学强。在头脑中存储知识点，总会在生活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休闲足够了。但，莫说深入进阶，即便是修身养性，在历史认知方面，碎片方式也是不够的。
以史为鉴，需要完整的镜子。即便是将碎片收集齐全，由能工巧匠精心拼接。可镜中的形象，又有几分可信，有几分可怖？
进入历史的方式无他，唯有通史。抗疫史首先是在大历史范畴下，是存在于通史和断代史之下的小众专门史。在瘟疫发生的时代背景里，蕴含着防疫抗疫的社会需求和动力；防疫抗疫的原生作用，反映出瘟疫发生前的危机或隐患、发生时的社会矛盾；衍生作用，常常会决定瘟疫发生后的时代发展方向。
这就是前文不断赘述历史信息，备注时代特征的原因。
现在，该说说周王朝统治时期，确切说是西周建国至秦灭六国期间的瘟疫爆发和流行情况了。
儒家“五经”、“六艺”之一《春秋》，以编年体形式，记载了鲁国历史。
《左传·成公十三年》有云：“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先秦时期，祭祀、耕作、用兵等关乎国祚、能写入历史的大事，均发生在春夏两季，而冬夏时往往休养生息，于是“春秋”二字，便自然而然被用来指代历史。相传为孔子编撰的鲁国史，名为《春秋》，即是因循了如是惯例。
疫病是一个人的事，但是在生活环境、医疗技术和防护意识、抗疫能力均不足的先秦时代，稍不留神，一个人的病，就可能发展为一国的命；一个病非祀非戎的病，也同样有可能写入国史。
虽然是鲁国史，但《春秋》中记载的疫病，流行区域却不限于鲁国。
1、公元前676年（周惠王元年/鲁庄公十八年），“秋，有蜮”
《春秋》载：“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济西。秋，有蜮。冬十月。”
《左传》，传的是《春秋》，就是把《春秋》中言简意赅，点到即止或语焉不详的记录，写得更详细，增补的更完整。打个不太严肃的比喻，就是把大事记形式的《春秋》，改写成记叙文。
鲁庄公十八年的秋天，不太平啊。《左传》中是这样记叙的：“秋，有蜮，为灾也。”
这年秋天，蜮出现在鲁国，引发灾害。
这条记录，到底是反映了当时发生的一场农业病虫害，还是一场造成人身伤害的疫病？看来首先得知道“蜮”是什么生物。
另一个传《春秋》的专著《谷梁传》，对“蜮”作出解释：“蜮，射人者也。”看来蜮可以伤人，要么是喷射要么是叮咬。
后世不乏对“蜮”的解释说明，比如“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鳖，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见水中，投人景则杀之，故曰射景，或谓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创如疥。”；“此有蜮，传重发例者，以螟螽与蜚同是害禾稼，此蜮则害人，故传特发之。”；“蜮如鳖，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妇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乱之气所生也。”
把蜮当成虫子，还是是小瞧它了。这家伙是水中物种，个头如龟鳖，是病菌的中间宿主，见庄稼吃庄稼，见人伤人。蜮嘴里喷出的沙子，致人皮肤生疮。既然成“灾”了，可知数量惊人。
沟渠水田里，成片成片闹蜮灾，禾苗被蚕食殆尽，农人被伤及体肤甚至性命。执政第十八个年头，除了祀与戎，庄公还得忙着赈灾啊。
难怪“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在论及蜮灾时会感叹：“何以书？记异也。”
2、公元前674年（周惠王三年/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
《春秋》载，“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齐大灾。秋七月。冬，齐人伐戎。”
公元前674年，齐桓公治下的齐国闹灾了。前年蜮灾的影响已经过去，此时邻国之灾，会让鲁庄公作何感受？这要看齐国的“灾”，是什么灾了？水旱天灾或疫疠人祸，其危害、后果和对抗、善后方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公羊传》解释如下：“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疠也。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及我也。 ”
齐国这次灾害，乃是一种恶性疾病。它是一种症状痛苦并会致人死亡的瘟疫。一部国史，需要记载灾害。虽然发生在齐国，但是疫病没有被疆域分界阻拦，它跨越国境，波及到鲁国，在此给鲁国造成损失。
有此一疫，史家笔之削之，以供后世铭记。
《谷梁传》说，“其志，以甚也。”
这场疫病太严重了，必须记录下来
3、公元前648（周襄王四年/鲁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6年（周襄王年六年/鲁僖公十五年），晋国、秦国先后发生大灾荒。
鲁僖公十三年时，齐国成为中原最有号召力的诸侯国，国君齐桓公已经开启了他的霸业。楚国不甘于雄踞南方，不时插手甚至主导中原战事。而西部的两个大国秦国和晋国，之前结下的“秦晋之好”，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或许某一天，一个偶然事件，就切断姻缘盟国之间的纽带，将寄托于婚嫁和血缘上的希望击碎。
这一天，就出现在鲁僖公十三年。这个偶然事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饥荒，秦晋两国都没有逃过。
《春秋》载：“十有三年春，狄侵卫。夏四月，葬陈宣公。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齐。”
这只是一段记录中原诸侯之间外交往来的国史，看不出有秦晋之间的裂痕。
周初分封时，鲁国的起点非常高。首任君主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周公辅佐成王，其子伯禽代夫为君。伯禽治国重礼仪风化，奠定了鲁国文华典雅的国风传统。这也是该地能够诞生出儒家思想的社会基础。也正是因了这样的传统和观念，鲁国素来视南方楚、巴、蜀，北方秦、晋为蛮夷虎狼。起于文化隔阂，终于国史书写，也就可以理解了。
《左传》对于僖公十三的记述，更加丰富和完善。左公将观察历史的视线和胸怀放得更宽，一直关照到中国西北部。
这年冬天，晋国陷入饥荒，不得不向邻国亲家求助。秦国慷慨解囊，在全国调集救济粮，解邻邦燃眉之急。跨国运输船队不计其数，舟行水道，首尾相连，一眼望不到头。
“冬，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秦伯谓子桑：“与诸乎？”对曰：“重施而报，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谓百里：“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 郑之子豹在秦，请伐晋。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大灾之后易有大疫，秦国出手援助友邦，救人亦是救己。“行道有福”。这次跨国救灾，成就了秦伯穆公，成就公孙枝（字子桑）、百里奚、丕豹等名臣武将，也为后世留下了“泛舟之役”的典故。
不久之后，秦穆公将成为新的诸侯霸主，后世所谓“春秋五霸”之一；百里奚也因辅佐穆公霸业，将名字留存于孟子的名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
然而，秦国的义举，没能换来相应的回报。转过年，秦国遭遇灾荒。秦穆公的崛起，还需要接受考验。
根据《春秋左传?僖公十四年》，“冬，秦饥，使乞籴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庆郑曰：“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授必毙，是则然矣。”虢射曰：“无损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与。”庆郑曰：“背施幸灾，民所弃也。近犹仇之，况怨敌乎？”弗听。退曰：“君其悔是哉！”
晋国受灾，秦国相助；秦国有难，晋国忘恩。看看吧，别说秦国不乐意，连晋国的大臣们都看不下去了。惠公一短视，臣僚一忧心，顺便给后世留下警句——皮之不存，毛将安附。
更何况，这已经不是晋国第一次背信弃义。想当年答应割让于秦国河西五城的承诺，到现在还没兑现呢。
“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
嫁娶联盟能有多么坚固？联姻的小船说翻就翻。今年不翻明年翻。
《春秋》云：“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齐。……十有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
鲁僖公十五年，“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
积怨因为饥荒而爆发，战争已不可避免。秦晋之好，结束于这场著名的战役——韩之战。
两军韩原一战，韬略和进程不再赘述。结果是，饿着肚子的老秦人同仇敌忾。而晋国，连百姓都看不惯君主的作风，其战力可想而知。于是有《春秋谷梁传》曰：“韩之战，晋侯失民矣。以其民未败而君获也。”
“秦获晋侯以归。”
“十一月，晋侯归。”
俘获再释放国君，惩戒而不灭国，称霸而不一统，出师有名，而不必替天行道，是春秋时代战争的特点。行不义者，老天爷自会看不下去。
晋惠公自秦返国，喘息未定，灾荒又来了。
“是岁，晋又饥，秦伯又饩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闻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后必大。’晋其庸可冀乎！姑树德焉以待能者。’于是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春秋左传·僖公十五年》的这段记叙，感叹之余，竟让人有些哭笑不得了。